古代希腊文化是世界古典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古代希腊民族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的辉煌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尤其是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①]。因此，探讨古代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成为近年来世界古代史、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叶秀山认为，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古代奴隶制是历史上第一个文明时代，而这个文明时代又是以千百万奴隶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奴隶的艰苦劳动和非人生活，提供了一部分人从事科学、文化、艺术的可能性[②]。
    朱旭初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繁荣的一般条件，当然首先在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可能。就雕刻而言，大批工匠的生活来源当然要由整个社会来提供，因此它必须是富裕的，当时的雕刻作品采用多种材料，有黄金、白银、青铜、大理石等，且规模大，数量多，这就要求采矿业、采石业、金属冶炼业都十分发达。而当时的希腊都使这些要求成为事实，象罗得岛身高35米的青铜“阿波罗”铸像，以及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玉合成的宙斯巨像等，没有繁荣的经济背景是不可能制成的[③]。
    刘毓华则强调，奴隶的大规模劳动使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繁荣起来，希腊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奴隶的劳动不仅创造了希腊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好些奴隶本身也参与文化创造。希腊有名的雅典卫城、帕德嫩神庙、奥林匹亚竞技场、宙斯庙、阿波罗神庙等均是奴隶们参与建筑的。流传至今的《伊索寓言》相传就是一名叫伊索的奴隶所作[④]。
    罗静兰强调了工商业奴隶制经济在雅典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她说：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奴隶制经济迅速繁荣，特别是雅典，它利用希波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控制了大多数希腊城邦，从而掌握了海上霸权。这就为其商品生产的原料市场等方面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农业也卷入商品货币经济之中，把葡萄和橄榄制成酒和油外销，而国内居民的粮食2／3依靠进口。雅典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由于奴隶制经济的繁荣，财力充盈，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⑤]雅典奴隶制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生产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国内经济的联系，特别是与海外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这种较为开放的经济发展道路与闭关自守的农业经济不同，它使世界各地的商人荟集雅典，四面八方的学者也都来到这里，雅典成为了希腊学术文化的中心[⑥]。
    二、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胡长林强调指出，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存在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在寻求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时，不可不紧紧抓住民主政治去考察。由于有了民主政治，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由于有了民主政治，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同时，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重要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而以上条件，正是由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所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由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个人创造精神的没落，哲学、戏剧、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古希腊文化在繁荣时期闪耀着的光辉也就慢慢地熄灭了。可见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与雅典民主政治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作为欧洲奴隶制上升时期的一种政治形式，虽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弊病和局限性，但它的确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个制度在古希腊虽已消失两千多年了，然而它始终生动地表明着古代世界史上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的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⑦]。
    罗静兰认为，希腊古代文化的繁荣，完全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它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奴隶主民主制，这种民主政治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雅典经济的繁荣和学术文化的昌盛。在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处于兴旺发展时期掌权的工商业奴隶主，能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并且制定和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这就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同时在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允许公民思想一定自由，也比较讲求学术民主[⑧]。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公民群众性的文艺生活的要求。雅典奴隶主文化不再是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文化，而主要是为公民阶级（即工商业奴隶主、小农和手工业者下层自由民）服务的文化。因此，希腊的许多作品，大多反映城邦的政治理想和公民的生活，代表自由民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和进取精神。这就使希腊文化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且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它反映对神权和专制政治，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希腊的城邦制度强调公民的集体利益，它把公民个人利益与城邦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雅典的许多文学作品激励公民为城邦奋斗献身。雅典纪念性的建筑物，除了艺术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歌颂城邦制度或体现城邦光荣的历史，渗透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正是这些作品所培育的民族和爱国的激情，使雅典在波斯进攻的危险时刻，广大公民在反击波斯侵略军的马拉松、萨拉米等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保卫了城邦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⑨]。
    朱旭初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正是其文化艺术大放异彩之时，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在民主政治下，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而不是少数特权者手中的玩偶。正因如此，每个公民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参与政事，刻苦锻炼身体，以能成为一个刚健骁勇的战士和优秀的公民而自豪。而国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公民的这种爱国热忱和理想公民的观念。它采用的手段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对培养忠勇的身心完善的公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里，人民是艺术的真正主人，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情绪和眼光去评判作品，而不为宗教教条或长官意志所束缚，这真是艺术的民主。除了民主制度本身给艺术的生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外，那些坚持民主政治思想的领袖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由此可见，雅典的民主制度对希腊艺术的繁荣是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它首先激发了公民和艺术家、工匠的热情，同时允许艺术创作中的个性自由[⑩]。
    张尚仁强调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希腊民族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创立了进步的政治制度即奴隶民主制。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对于希腊文明的兴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为了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而努力学习，钻研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也就激发了希腊人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和对真理的爱好和追求，才产生出希腊人的锐敏智慧和高水平的古代文明。与希腊的民主政治并行的，是早期希腊社会的学术自由。在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探索世界的奥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见解，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学术艺术繁荣的局面。各个学派互相辩论，通过辩论去追求真理，由此才造成了希腊文明的兴起（11）。
    三、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
    张尚仁认为，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希腊民族是后起的，但因它与其它民族处在统一的发展链条中，因而能从先进民族那里接受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一点对于解释希腊文明盛衰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希腊民族从先进的东方民族中接受的历史遗产，首先是东方民族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发展起来的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这种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的标志是铁器即铁制的生产工具。铁制工具和较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构成了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希腊文明之所以在奴隶社会初期突然兴起，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说明。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只是新文明诞生的客观基础。对于思想领域的精神文明来说，还需要它由之出发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东方同样为希腊准备了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由于希腊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处在地中海沿岸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统一系统中，这些条件才能为希腊民族所承认、继承和发展。希腊由于接受了东方创造的先进的生产力、商品货币经济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经济和文化才能在奴隶社会的初期迅速繁荣起来（12）。
    朱旭初认为，希腊艺术家并没有成为东方艺术的奴隶，拜倒在它的脚下，而是努力吸收别人的营养，溶化在自已的血液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对方。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他们彻底冲破了东方艺术传统的束缚，别开蹊径，重立圭臬，按着自己的理想和个性开始突飞猛进，在不到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理石雕刻迅速达到世界的顶峰，远远把东方抛在后面，作为希腊体系的艺术完全成熟和独立了。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不忘记借鉴和吸收别人的长处。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发达，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像优生学中利用杂种优势那样，博采众长、从中寻求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