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华夏文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大体上是同一时代矗立在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殿堂。它们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有其共同的方面，也有其不同的方面。
    就其共同的方面而言，两者都能冲破普遍笼罩古代世界的宗教迷雾，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但两者不同的种种方面，更引起东西学人的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王权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比。
    中国的殷商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可以认为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可以认为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公元前1027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希腊从荷马时代开始（公元前12世纪）到希腊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公元前337年），两者同归而殊途，是我们将着重对照比较的年代。前者我们视为中国的“古典时代”；后者我们视为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①]向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列国并立时期的专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年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其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历过一段僭主统治以后，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雅典是我们最熟知的典型。
    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相若[②]，在历史上又大体处于同一年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示出如此鲜明的反差，其由安在？
    是民族素质差别有以致之吗？亚里斯多德认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奴隶主式的统治。”而“希腊民族……既富于热忱又长于智谋，前者使他们成为自由人，而后者则使他们成为治理得最好的民族，而且只要它一旦完成政治统一，它就有能力统治任何其他民族。”[③]这是近代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鼻祖。在殖民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的今天，这种学说的市场已显得愈来愈冷落了。
    是“绝对精神”外化阶段的不同吗？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外化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断，表明这位睿智的老人对历史的洞察力；但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这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今天只能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古董来鉴赏了。
    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形成的区别吗？这是一种在当代还相当流行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引用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的有关论述，宣扬大陆的河川所孕育的是农业文明，而海洋所孕育的是商业文明。前者封闭、保守、听天由命，从而成为产生专制主义的温床；后者开拓、进取、敢于乘风破浪，因而成为民主主义的先驱。前几年，《河殇》鞭挞“黄色文明”，歌颂“蔚蓝色文明”，把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其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同样也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⑤]黑格尔的意思很清楚，地理或自然环境是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作用于历史，而且其所起的作用是因时而异的。单纯突出地理环境的作用肯定会走入理论的误区。
    社会是一个系统。历史的发展受从属于内因和外因、根据和条件、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传统和现实……等范畴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支配和影响。尽管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以下笔者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双方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加以对比，对这一史学上的难题做一些尝试性的解析。
    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有差别
    周克殷，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世界，同为征服，两者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周克殷以前，已由“野蛮”进入“文明”。“小邦周”和“大邦殷”虽有大小强弱之异，而无“野蛮”、“文明”之别。公元前1027年（？）的牧野之战，敲响了殷王朝的丧钟。周王代替殷王而成为天下的“共主”。
    殷的统治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殷王的直属领地，“外服”则是服属于殷王、有“来享”、“来王”之责的“侯”、“甸”、“男”等统治的方国。周的统治也分“内服”与“外服”。“殷之诸侯皆异姓”[⑥]。而周在外服所封的诸侯，虽然沿袭了“侯”、“甸”、“男”的名称，但大都是周的同姓以及少数异姓的姻亲。
    《左传》昭公28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实际上，受封的同姓和异姓诸国，要远远超过此数。周王在王畿之内，诸侯各自在其封境之内，还进一步授卿大夫以“采邑”。这种“授民、授疆土”的逐层分封的方式，是以宗法制为框架的典型的领主封建制。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臣”，在其封国之内他则是“君”。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臣”，在其采邑之内，他同样也是“君”。不过只有天子之“国”（“邦”）和诸侯之“国”（“邦”）是具有主权的国家（虽然诸侯之国的主权最初不一定很完整），卿大夫的采邑则不能称为国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⑦]周继承并发展了殷的封建君主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周代的王权进一步加强了。
    迈锡尼文明对希腊或爱琴世界来说，是其文明的第二幕（第一幕是克里特文明）；对希腊人来说，则是其文明的第一幕。特洛伊战争是它的最后一场·据《伊利亚特》卷二，阿凯亚人参战的城邑，军事领袖，参战的船舰之数，均一一列举。不管荷马史诗中有多少艺术虚构的成分，这一记载应该是有其历史根据的。[⑧]据此可以看出，迈锡尼世界是一个王国林立，而迈锡尼王是雄踞其上的“共主”或“霸主”的世界。线形文字B中保留大王（Perekuvanaka）、王（Uanaka）、侯伯（Basilius）的称号[⑨]，似可说明迈锡尼社会也是一个封建社会，迈锡尼文明是带有海洋色彩的封建文明。
    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多利亚人由北希腊南下之时，还是处于野蛮阶段的部落群。他们对迈锡尼世界的征服，（只有雅典幸免于难，可能还包括攸波亚岛）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这就不可避免使希腊堕入黑暗世界。公元前12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代”。迈锡尼文明只有在盲诗人的吟咏中还闪烁着它残存的光辉，连迈锡尼文字都不再有人使用和辩识了。在黑暗时代的军事民主主义中成长起来的王权是相当稚弱的。《伊利亚特》开卷之始就描写了一个希腊王侯阿喀琉斯同迈锡尼大王也是联军统帅的阿伽门农为争夺一个漂亮的女俘而引起的争吵。阿喀琉斯以“罢战”为手段来表示他的愤怒。这是对王权的公开挑战。迈锡尼时代可能真有这样的传说；但诗人在《伊利亚特》中把它安排在“开卷第一回”，而且把阿喀琉斯的“罢战”与“复出”作为主要线索贯串全诗，这也十足说明在史诗形成的时代（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人的意识中、特别是在史诗的故乡--小亚西岸中部爱奥尼亚移民后代的意识中王权所占的份量。
    所以在我们把古典时代的中国同古典时代的希腊进行比较时，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
    无论古典时代的华夏诸国还是希腊世界的城邦，它们的历史下一幕都是对外扩张。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大陆兼并，是君主发动的武装侵略。而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则是海外殖民。这种海外殖民多半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虽不绝对排斥使用武力，基本上是和平渗透。两者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其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
    西周初期，除周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外，其所封齐、鲁、晋、宋……诸国，在其立国之初都不过是“方百里”的小国。它们分布在河、济、江、淮及其中下游的各大支流冲积而成的广袤平原上。这不仅是适于耕稼的肥沃的粮仓，也是可供千军万马驰骋的疆场。在西周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尚有大量的未经开垦的“瓯脱”之地，同时由于周邦还相当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⑩]，兼并战争还不很频繁。进入东周，特别是春秋时代，王纲下坠，“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弱凌弱、众暴寡的争霸之战、灭国之战就史不绝书，春秋242年间，大战从城濮之战算起，以秦、晋、齐、楚及末期的吴越为中心，接连爆发了崤之战、彭衙之战、令狐之战、大棘之战、泌之战、安之战、麻隧沾戈、鄢陵之战、采之战、夫椒之战……等多次大战。据统计，春秋大大小小的战争，见于鲁史者就有483次[12]。
    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许多小国逐渐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如以晋为例，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前晋文侯灭韩，闵元年灭耿、灭霍、灭魏，僖三年灭虢、灭虞，他如荀、贾、杨、焦、沈、姒、蓐等，皆不知于何年灭于晋。其他齐、秦、楚几个大国，灭国之数总得以二位数来计算，其中楚灭国最多，疆域最大。就连在春秋只能算二等国的鲁和宋，据说也各兼并了9个和6个国家，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兼并的结果，西周之初的“方百里”之国，都扩大成为“方五百里”、“方千里”的大国。春秋初年的140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年，就只剩下十几个国家了[13]。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面积同西周初年的封国相近。阿提卡（雅典疆域）的面积约2650平方公里，以华里计算，也不过是“方百里”之国[14]。接近雅典的萨罗尼克湾中的岛国伊吉纳，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折合华里为“方二十里”的小国。斯巴达国土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在希腊世界算是个大国，折合华里还不足“方二百里”。
    希腊是个山脉绵亘的半岛，山地占3／4，耕地只占1／4。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要进行对外扩张，侵占领邦，就得翻山越岭，行军作战都比较艰难。虽然它们之间也有边境冲突，也有争城夺地的战争，如科林斯与麦加拉争夺控制科林斯地峡的战争，雅典与麦加拉争夺萨拉密斯岛的战争；加尔基斯与厄瑞特利亚争夺莱兰廷平原之战，具有“国际”规模，然而那仍是争城夺地的战争。由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本土的灭国之战只有两次。其一是大致发生于公元前740年到720年之间的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战争延续了20年，斯巴达才灭了其西邻美塞尼亚。约100年后，美塞尼亚人举国兴起反抗斯巴达的统治。斯巴达竭尽全力，又费了20年的时间，才镇压了美塞尼亚人的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后，斯巴达还想兼并其北邻阿卡底亚，始终未达目的。自此以后，斯巴达就以担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为满足，不再发动以兼并他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了。另一次是发生于公元前595年至586年之间的“神圣战争”。希腊中部的城邦克里萨从北面和海岸控制了通向德尔菲的通道，目的在于勒索来德尔菲神庙朝拜阿波罗神的香客。德尔菲神庙诉之于“比邻同盟”（Amphictvony），“比邻同盟”诸国宣布“圣战”，其后还有盟外国家参加，结果灭克里萨，献其地于阿波罗。[15]假如再加上小亚两岸土麦那和列斯波斯岛上阿里斯巴之破灭[16]，那也不过4次。
    希腊城邦在陆上求发展比较困难，在海外求发展倒比较容易。希腊半岛海岸曲折，多良港；地中海是个内海，爱琴海更是内海中的内海。因而希腊人在迈锡尼时代就已习惯于航海了。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是跨海进行的一场远征，奥德修斯的故事是海上漫游的故事。伊阿宋去黑海寻求“金羊毛”的神话更说明迈锡尼时代已经有希腊人去风波险恶的黑海探险了。据说早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就有希腊人移民于小亚西岸。多利亚人南下时，迈锡尼王朝的遗民伊奥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先后移民于爱琴海上诸岛和小亚的西部，甚至多利亚人本身也有小部分移民于小亚的西南部。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希腊本土攸波亚岛西岸的卡尔基斯和厄瑞特利亚，科林斯地峡南北的科林斯和麦加拉，包括内陆的斯巴达、阿卡亚……等都向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伊利尼亚西岸、卡尔基狄凯殖民。这是农业性殖民，殖民的主力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这里的山川气候与他们的故土相近，多半是旷无人居的地带，他们易于在这里安家落户，进行垦殖。意大利南部由于希腊殖民地众多，此后被称为“大希腊”。卡尔基狄凯之得名，就是由于这里的殖民地多半是卡尔基斯人建立的（据说有30个）。
    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叶，小亚的米利都就开始在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17]。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西岸城邦，又掀起海外殖民的第二个高潮。这主要是商业性殖民，殖民的先锋多半是商人。小亚西岸接近东方的文明古国，易于接受东方的影响，工商业发达较早。商人为了寻求市场，甘于冒风波之险，在黑海、马尔马拉海周围建立殖民地，据说仅米利都就在黑海周围建立了90个殖民地。不过在这一时期，农业性殖民和商业性殖民事实上已合而为一。雅典的近邻、科林斯地峡北端的麦加拉就紧随米利都之后，在黑海沿岸也建立了不少殖民地。马尔马拉海的南门赫勒斯蓬特海峡为米利都所建立的殖民地所控制，马尔马拉海的北门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为麦加拉所建立的殖民地所控制，其中之一就是名垂千古的拜占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大陆兼并，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是海上殖民。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武装侵略，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基本上是和平渗透。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在这里指出：“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强者开疆拓土的自我扩张，而希腊的对外扩张则是沿海得形势之便的城邦的分裂繁殖，殖民地在经济、宗教、文化上同母国虽有密切联系，在政治上则独立自主，同母国并无隶属关系。因此，华夏诸国如前已指出的，春秋之初的140余国到战国之初就只有10余国；而希腊城邦之数在公元前8世纪之初估计总有二、三百个，经过二、三百年，城邦的总数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可考的殖民地就有164个[18]，实际数目肯定要超过此数。古典中国的春秋时代是杀伐兼并的时代，而古典希腊的转变时代（又称”古风时代“、”殖民时代“）则基本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古典中国的诸侯王权在兼并战争中逐步强化，古典希腊的城邦王权则在和平发展中逐步削弱。巴西琉斯（Basilius）降为贵族世卿中的一员，王政演变为贵族共和。
    通向专制王权的道路
    中、希历史的下一幕我们看到：在中国，春秋时代的封建王权转化为战国时代的专制王权，更进一步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在希腊，沿爱琴海某些城邦的贵族共和经过僭主统治的一段曲折又转化为寡头政体，在某些城邦更诞生出民主政体。雅典是其中的代表和典范。
    为何出现了如此显明的对比？
    这仍然要到各自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中去寻求答案。
    兼并战争只是王权强化的外部条件。专制王权的确立与巩固，还需要有内在的根据。
    由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铁器使用的逐步普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促使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小农个体经济转化，从而也促使封建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化，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邦国“向领土国家转化，采邑制向郡县制转化，世卿制向官僚制转化。
    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的经济基础。
    地主经济不同于领主经济。在领主经济中，领主不仅世代相承，稳定地占有土地和农奴，在经济上剥削农奴，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直接统治农奴。在地主经济中，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而且往往是分散的，他们主要依靠契约在经济上剥削佃农，并不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直接统治佃农。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由一个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一政权来行使。
    从事个体生产、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需要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19]
    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专制王权，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要求，在不断的军事扩张中产生的。
    在这个大转变过程中，商品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是前述一系列转化的催化剂，并为武力所创建的领土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粘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