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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 胡钟达 参加讨论

建立由公民“普选”的代表组成的“四百人议事会”。它可以被视为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这不仅是雅典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创新,很可能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创新;它是近代“代议制”的滥觞[37]。
    以财产划分等级,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所属财产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异,而与原来的“出身”无关,从而在贵族门阀的壁垒上打开一个缺口。
    梭伦的这一套政治设计,不知在历史上有无借鉴。它似乎是一套“史无前例”的设计,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的设计[38]。
    梭伦在任期届满后就去国远行。他希望雅典人能把他的改革坚持下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旧秩序的破坏到新秩序的建立总要经过反复的斗争,“一举”解决是不可能的。
    梭伦未去国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以后,党争依然激烈。梭伦的经济改革由于人民群众的坚持而保存下来;梭伦的政治改革则未能顺利执行。
    梭伦不愿意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自任终身独裁者。从伦理道德观点来看是“高风亮节”,从政治观点来看,则属“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当时,雅典农村从事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者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的小农,他们有相同的利益,但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有别人代表他们。羽毛未丰的工商业者虽有参政的要求,但还没有执政的气魄和能力。他们需要一段“权威主义”的统治。
    所以,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还有待于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即“中间阶级”的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梭伦的政治改革显然是“超前”了。它不可能巩固几乎是历史的必然。而僭主政治则或迟或早总会应运而生。
    贵族的叛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1-560年、556-555年、546-527年三度执政、两度逃亡,只有第三次执政时,才巩固了他的僭主统治。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密切的联系;开拓进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据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60年或550年前后,雅典陶器的输出已超过了科林斯。通过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雅典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地位[39]。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庇西特拉图所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前此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维护了梭伦所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40],他的僭主统治是“具有宪法形式的”[41]僭主统治。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亚和希帕库既无乃父的才智,也无乃父的威望,依靠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希帕库被刺以后,希庇亚的统治更为残暴,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另一方面,经过近100年的发展,雅典农村与商品经济有联系的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量已经相当壮大。僭主政治已从他们的保护伞转变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
    在反希庇亚的斗争中,流亡贵族与国内的“中间阶级”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并借助斯巴达的力量,经过公元前511、510年的两次战争,才推翻了希庇亚的统治。流亡贵族中的保守派领袖伊萨哥拉当选为公元前508-507年执政官。流亡贵族中的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提尼(他在流亡期间在国外经营企业,颇有成就)首先努力争取群众,向群众宣传民主政治的纲领。伊萨哥拉以克利斯提尼的先人曾使阿提卡招致亵读神灵的污染为借口,放逐克利斯提尼,并向斯巴达求援。
    斯巴达国王克里奥梅尼又一次率军来到阿提卡。这一次斯巴达军来阿提卡不是帮助雅典驱逐暴君,而是干涉雅典的内政。克里奥梅尼流放伊萨哥拉指名的700家族,宣布要修改公民名籍,剥夺那些不该享有公民权者的权利,并企图解散四百人议事会,建立以伊萨哥拉为首的寡头政权。克里奥梅尼并以武力占领雅典的卫城。
    在克利斯提尼已经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四百人议事会领导广大群众拿起武器包围卫城。克里奥梅尼率斯巴达军从卫城狼狈撤离,伊萨哥拉可能随之逃亡,克利斯提尼及其同被放逐的党人被召回国进行改革。
    正当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之际,公元前506年斯巴达又进行新的干涉。克利奥梅尼不甘心于年前失败,归国以后又组织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联合底比斯、卡尔基斯,精心策划了对阿提卡的三路围攻。雅典军民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首先迎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由于科林斯的反对,加以斯巴达另一国王与克利奥梅尼不和,这一支军队不战自退。雅典军队转头北上,以巧妙的战术分别进攻底比斯和卡尔基斯的干涉军,大获全胜,俘获了大批敌军。这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保证了克利斯提尼改革的顺利进行。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废除过去的四部落制,代之以10个各由3个“三·一区”(分别代表平原、山地、海滨)组成的新行政区。
    二、每个行政区选举代表50人,10个行政区共选举代表500人组成新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所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任期仍为一年,议事制度更趋完善。
    三、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定期举行例会10次,有重大紧急情况另行召集,使公民大会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陪审法庭进一步制度化、正常化。
    五、在十执政官之外又设立十将军之职,完全由选举产生,连选的连任。此后将军遂成为最重要的军政首脑。
    六、制定陶片放逐法。在年中举行公民大会时,讨论有无必要举行放逐表决,以决定放逐对象,总票数必须超过6000方为有效。
    克利斯提尼的政治改革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其运作机制更趋合理完善。其中有两项改革特别值得重视:一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大大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每一行政区应选的100名代表,按每一“德谟”(基层组织名)人口数的多寡进行分配。这就有利于人口较密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选举较多的代表进入议事会,从而使“中间阶级”在议事会中有更多的席位和发言权。二为陶片放逐法。政治领袖政见之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派系之争往往影响政局的稳定。陶片放逐法把政治领袖间的争端由公民群众来裁决。流放只及于领袖本人,不株连亲属和党羽,保护被放逐者的财产,10年后可回国,使政治斗争尽可能在法治轨道内进行,避免暴力和流血,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政见的是非。这是克利斯提尼在政治改革上的一大创新,对稳定此后的雅典政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终于基本建成。
    我们透过雅典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认识到: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不是根据某种政治理论,由社会“精英”建立起来的。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梭伦在历史条件未成熟时就“赐予”雅典一部民主的宪法,它是不可能真正付之实施的。只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雅典的城乡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雅典中间阶级的力量大大壮大了,雅典公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了[42],他们由“自在”的力量转为“自为”的力量,在历史舞台上能够起主宰作用,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公元前510年前后几年是雅典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雅典的公民群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并巩固的主要动力和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克利斯提尼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涌现的历史人物。
    克利斯提尼所创建的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受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希波战争以希腊方面的全面胜利而结束,雅典在战争中砥柱中流,功勋卓著。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海上霸主,成为提洛同盟的领袖。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阿提卡的皮雷埃乌斯港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繁荣的商港[43]。雅典民主政治的体制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公职人员选任的财产资格逐步降低以至取消,公职津贴逐步推广以至全面推行(仅“将军”始终为无给职),下层公民的参政权利由此获得基本的保证。据说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44]这里伯里克利所说虽不免有夸饰之辞,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雅典的民主政治由此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
    结束语
    从上述的历史对比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政治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
    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是商品生产者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的再生产物而已。”[45]
    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世界历史上,古代社会(包括所谓“中世纪”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在其中只扮演配角。只有在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才扮演了主角。事实上,工业社会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孕育出来的。
    古典时代的希腊从总体来讲也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但在爱琴海沿岸地带,包括海中某些岛屿上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由于本文前述的种种机缘的耦合,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这里便成为产生自由、平等观念的摇篮,成为民主政治的故乡(当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虽然,雅典之于整个希腊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隅之地;即使再加上爱琴世界的若干名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正是它们成为整个希腊的代表。于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竟然具有类似“近代”的特色,从而使希腊的古典文明在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中独树一帜,发放出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虽然它的辉煌时期为时不过200年,一旦时过境迁,它便随之声销影歇。但是,当西欧历史走出它的所谓“中世纪”,亦即走出日耳曼人的封建领主制阶段,商品经济的春潮又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规模上逐步高涨的时候,希腊古典时代的自由、平等思想,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也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向专制王权进行斗争时的重要历史借鉴。这对推动西欧社会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假如说先秦时代即古典时代中国历史的演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演变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的体现在世界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古代世界仅如惊鸿一瞥的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绝、独领风骚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既各具特色,又各有千秋。
    从古代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史来看,由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寡民小国的早期王权过渡到区域性领土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过渡到“大一统”专制皇权,这几乎是普遍规律[46];不仅以中国为典型的东方各国大体上是如此,希腊各邦最终仍统一于马其顿王国,地中海世界最终仍统一于罗马帝国,连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同样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一段辉煌的变奏,一支奇妙的插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代世界的商品经济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可是它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始终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而没有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中间阶级的力量除在个别地区的特定历史阶段外,始终不足与代表传统力量的王权或皇权相抗衡,更不用说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了。为什么古代世界商品经济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未能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是受奴隶制的束缚?是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是由于市场的狭隘?是由于专制王权或皇权的压抑?或者是受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的制约?在当代史学中,这还是不容易说清楚而有待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使用“封建王权”一词,专指封建领主制基础上的封建王权。贬低国君的地位,夸大公卿的权力和国人的作用,把这种封建王权歪曲为贵族政体或拔高为民主政体,都与历史实际不符。夸大国君的权力,把这种封建王权等同于专制王权,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80年代以来,国内参加这一论战的论著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②作者认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和前此(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东方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模式。它们的共同点表现在:(1)生产工具的制造均已或早或迟地进入铁器时代。生产技术除个别部门使用简单机械外,都没有突破手工劳动的局限;(2)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城市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虽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总体而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3)地租是主要的剥削形式,对直接生产者采取超经济强制,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程度不等的隶属关系。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这样,“封建主义”一词的含义就超出“采邑制+农奴制”的范围而大大扩大。不仅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为封建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古代东方社会也可以称为封建社会。古希腊、罗马历史上的部分地区在个别时期商品经济较为发展,在商品生产中较多地使用奴隶劳动。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称之为奴隶社会,那也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增补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6年第6期)三文中有具体论证。
    ③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285a,1327b,吴寿朋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9、361页。译文略有变动。
    ④⑤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9、123页。
    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⑦采王冠英说,见《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第5期。
    ⑧[15][17][18][34][36]参考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Second edifion,Oxford,1982,P.64、135-138、658、657-660、124-125、152、83-84。
    ⑨苏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3-164页。
    ⑩[11]《论语·季氏》。
    [12]范文润:《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页。
    [13]参考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14]当然,希腊城邦的面积,这里是以现代华里计算,与周制是有区别的。
    [16]希罗多德《历史》卷1,第150-1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20]《荀子·王制》。
    [21]《汉书·食货志》。
    [22]《孟子·尽心下》。
    [23]参考关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见《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24]《左传·昭公十六年》。
    [25]《史记·货殖列传》。
    [26]《商君书·农战》。
    [27]《史记·货殖列传》;采王范之说,见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28]《史记·吕不韦传》。
    [29]《史记·货殖列传》。
    [30]《史记·秦始皇本纪》。
    [31]《汉书·晁错传》。
    [32]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页。
    [33][43]上两段据G.Gloty:《Ancient Gneece at work》,P.124-125、307-308,New York,1926。
    [35]《伊利亚特》卷2。
    [37]梭伦建立四百人议事会有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VIII,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19)1-2为据。当代史家还有持怀疑或否定观点者,如U.Ehrenberg《From Solon to Socrates》P.68,London,1976。也有予以充分肯定者,如W.G.Forrest《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PP.164-166,Tornto,1966.
    [38]苏美尔历史上的所谓“两院制”,实为军事民主主义的遗迹。S.N.Kramer《History Begins at Sumer》(New York,1959)5,Goverment中的论述不足为据。
    [39]G.Glotye:《Ancient Greece at Work》PP.139-140.H.G.d.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PP.165-166.
    [40]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31)1-2。
    [41]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XVI,2;同书XII,亚氏有自相矛盾之论,不取。
    [42]首先强调公民素质的提高这一因素对建立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的是晏绍祥,见晏绍祥《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油印本。
    [4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2,37;译文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4页;《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表述。参阅胡义成《商赋人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46]参考朱龙华《关于古代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探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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