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的兴起，人们多用它的“社会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欺骗和胁迫手法、权势集团的扶持来解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希特勒曾明确地称他的世界观是“民族世界观”。他对党纲中的“社会主义”也作民族主义的解释。而纳粹的“民族主义”，又是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等的混合物。因此在考察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时，要重视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点。它们是纳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和肥沃土地。
    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特性（volkstшn ）在十九世纪以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只能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尤其是古代日尔曼人的英雄故事）来表达，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也迟迟没能在政治上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的发展相对比较晚，是在反对拿破伦战争中才开始的。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说：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德意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并贡献于世界文明，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德意志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也给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打上了烙印，使之杂有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民族优越论、种族主义、以及崇尚权力和专制等因素。德国民族任务迟迟未能实现，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自由和民主不得不让经常位于更为迫切的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任务，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的过分颂扬与对专制主义的膜拜服从就结合起来。早在德意志古典文化民族主义时期，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就是一方面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愿望，并颂扬世界主义，另一方面又受普鲁士专制主义和所谓“普鲁士精神”的影响，对专制制度表示服从，而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具有极大的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民族观念中，更一反古典文化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颂扬、对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向往和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否定，在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颂扬民族精神、争取德意志的民族统一的同时，混杂了狭隘的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浪漫主义者把民族（volk）一词解释为一种与血缘、遗传和土地相联系的概念和人的“固有的本性”。他们歌颂大自然和乡土及扎根于其间的德意志人，而犹太人则被描绘成敌人。他们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保持德意志人往昔的行会等级制度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他们的观念中往往有一种对中世纪的回归的探索，说中世纪是“一切社会的榜样”，并倾扬君主和君主制度，偏重于强调民族权利，而忽视甚至敌视自由和民主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而趋向保守。他们的思想中还混杂着中世纪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以及歌颂暴力，美化战争。
    19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阿恩特，弗里特，雅恩等）和思想家，就受此影响。在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反对外族侵略的同时，就存在着大德意志主义（其中包含复活了的中世纪的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德意志民族救世主义、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反自由主义。他们鼓吹德意志是未来的新人类，德意志人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世界新秩序；他们崇尚暴力，鄙视国际和平，推崇所谓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仇恨法国人和犹太人等。例如，阿恩特一方面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维护民族性，结成恢复自信的德意志共同体，同时他又相信德意志人是被选中的大陆和近代历史的中心。他主张把以前曾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民族都并入德意志。又如，对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影响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曾发表《告日耳曼民族书》，号召反对外来的压迫，颇有影响。但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必须把这个“原始民族”教育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把拉丁民族和犹太人都看成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就此评论说：“由于民族感情突然爆发，由于在政治方面所受教育不够和经验不足的德意志人蓦地面临自我放弃或进行艰苦斗争的决择，因此存在一种过头的危险，一种要求超越解放范围去消灭敌人和扩张本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费希特和阿恩特所抱的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信念就是令人担心的自视过高的证明。”
    比费希特稍晚，但影响甚至更大的黑格尔的思想，也有类似特点。他把国家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的永恒合理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他鼓吹普鲁士国家的优越性，并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世界精神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世界精神“最后选中”的、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蔑视斯拉夫民族，鼓吹民族和种族的不平等。他还颂扬战争，说战争有利于国家这个“伦理有机体”的健康，而长期的和平则会使国家腐化堕落。
    这些德意志民族运动和思想文化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主张中包含的这些因素，成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的这类因素的重要源头和最初表现形态，对德意志民族思想和民族性格特点的形成和长远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1848年德意志统一运动时，这种精神又表现出来。当年聚集于法兰克福议会的德意志“民族代表”们，对普鲁士专制君主顶礼膜拜，对其他民族的权利却无比蔑视，充满强烈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例如，它通过一份报告，要求奥地利强迫当时在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派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拒绝派代表来参加议会感到震惊。一位代表宣称波希米亚“是德意志的固有领土”。此时已是年高德劭的阿恩特说：“如果我们把平等的生活权利给予每一个小的个体，那又把我们摆在哪里呢？”他们一致要求对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他们强烈反对丹麦合并石勒苏益格，支持普鲁士征讨丹麦。他们也反对当时波兰的民族运动，支持普鲁士对波兰领土的兼并。一位名叫威廉·约尔丹的代表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执行一种健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鼓吹“我们的权利就是强者的权利，征服者的权利”，“德意志在波兰征服的土地是自然的需要”。泛德意志主义者戴姆伯爵在议会演说中，鼓吹德意志人有建立一个有七千万甚至一亿人口的“中欧庞大国家”的使命，因为德意志人是整个中欧的精华。这个国家将要武装起来，与东西方抗衡，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
    这类思想，在德国实现统一之后进一步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狂暴程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1848年争取民主的统一的努力遭到失败。德国统一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以“铁和血”的方式在“小德意志”的框架中实现的，而这又更加强了对强权和武力的崇拜，普鲁士精神渗透和弥漫到全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德国统一后的迅猛发展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加强了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加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推进，既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也激起对日益广大的世界市场的渴望，形成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强烈要求。为此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动大德意志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强权主义等情绪。所有这些，促使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些原已存在的这些因素进一步膨胀。梅尼克论述德国统一后的这种发展时说：“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愈来愈压倒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
    “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仍是许多人的理想。早在1871年就有人批评说，俾斯麦的帝国是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国家，它“必须保持在下一次有利的时机将那些还留在外面的德意志民族居住的地区纳入其中的权利”。大德意志主义的膨胀，最突出的表现是十九世纪末泛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泛德意志同盟重新拿起当初阿恩特等人的主张，要求把所有的德意志种族兄弟都纳入帝国，并对在这些地区的非德意志人实行德意志化。在它看来，少数民族是对国家的一种“致命危险”，必须加以强制同化。它宣传德意志民族“缺少空间”，必须扩张，建立大德意志。它提出“普鲁士以国王为首，德意志以普鲁士为首，全世界以德国为首”的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沙文主义口号。于是它成为德国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和领土兼并的最为狂热的鼓吹者。
    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互相渗透，难解难分。从以下几例可以管中窥豹。中学教师德·拉加尔德（晚年成为大学教授）发表《德意志文集》和其他著作，主张振奋民族精神，树立德意志人的信仰，达到民族的真正统一。但他主张以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相结合，谴责主张现代化、民主以及社会改革的力量，说犹太人是一切领域中的敌人，要象消灭细菌那样加以消灭。他还主张德意志人移民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加利西亚等地，打败俄国，夺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领土，让德意志人来居住，赶走那里的犹太人。比他略晚的尤利乌斯·朗格贝恩，主张反犹主义，对于外来的犹太人或“现代下层的犹太人”，要象对待瘟疫一样加以消灭以免污染民族的血液。他说“德国是属于德意志人的。一个犹太人不能变成一个德意志人，如同一棵桃树不可能变成苹果树一样。”他主张查清人们的祖宗世系作为授予其德国国藉的条件。他们在民族的名义下提出反犹，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不少文学作品歌颂和美化德意志人，极力丑化犹太人。德国文学家弗赖伊塔格出版于1855年的小说《借方与贷方》，作家拉贝发表于1863年的小说《饿牧师》，作家格德舍尔在1868年发表的小说《比亚里茨》，波伦茨于1895年发表的小说《农民箍桶匠》等，都颂扬德意志人忠诚勤劳，而犹太人则被描写成贪婪阴险狡诈，是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遭受的种种不幸的罪恶之源。还有的文学作品宣扬一种德意志民族救世主义。如1861年，著名诗人盖贝尔写出了“世界很可能由于德意志精神而再次得救”的诗句，英国学者卡斯顿指出：“认为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民族的信念在文学界特别强烈。”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其他方面人士中也相当广泛。1873年，记者威廉·马尔出版一本“从非宗教观点来看犹太人战胜德意志人”的书，在六年内出了十二版。他还建立了一个“反犹太人同盟”，主张用严格的立法手段来制止“犹太主义进一步取代德意志主义”。一位名叫阿道夫·施特克的宫庭牧师大力鼓吹反犹主义，把证券交易所说成是“犹太人的庙堂”。他要向人们“揭示其不幸的根源，即金融权力、贪财的欲望和证券交易所”，使人们了解“在犹太人手下挣扎着的农民和工匠的悲叹”。他主张“向犹太人宣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尔堡的奥托·伯克尔，曾当选为马尔堡国会议员，同样也把犹太人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而给中下层阶层造成的苦难的根源，散布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的神话，说只有剥夺犹太人的一切财富，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战争打胜了，民族才真正有前途。他宣称：“德国人民通过反犹太主义，将再次认识自己是一个反对犹太种族的德意志种族。”
    十九世纪末，由于达尔文的理论和人类学的新成就，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发展起来。法国人戈平瑙的主张雅利安人种族优越、应该统治世界的种族主义和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的种族主义在德国广为传播，成为德意志种族优越论、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新的组成部分。1894年，在戈平瑙逝世十多年后，舍曼在德国成立戈平瑙协会，协会还得到著名音乐家里夏德·瓦格纳等人的支持，并与泛德意志协会保持密切联系，使戈平瑙的种族理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张伯伦则以1899年以德文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而著称。他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种族主义，用种族主义来解释历史。他说：在创造文化方面，“正是条顿血统，而且仅仅是条顿血统……形成推动力和提供力量”。“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条顿人中，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强烈地主张反犹主义，主张日尔曼人同犹太人进行殊死斗争。这本书风靡德国，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其最热情的读者之一，说“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颇具意味的是，戈平瑙和张伯伦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反而没有受到如此的欢迎。种族主义的种子在德国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德国一些大资产者鼓励了种族主义。例如，1900年，工业家克虏伯出钱组织有奖竞赛，要求参赛者的论文把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应用到德国国内发展和国家立法上来。获奖者中不乏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者，如获奖者有一位名叫路德希·沃尔特曼者，就认为日耳曼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他著有《政治人类学》一书，认为主宰的民族应该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奴役别的民族，北欧种族负有统治世界的天命。他还提出，社会的阶级结构应该被一种以种族为一切出发点的社会结构所代替。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纳粹“民族共同体”的影子。
    一些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大人物”也支持和鼓吹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强权主义等思想。大名鼎鼎的欧根·杜林教授从种族立场出发研究犹太人问题，于1888年发表《犹太人问题》一书。他主张对犹太人不能姑息养奸，说只有北欧人的上帝才能指引德意志民族走向胜利，而犹太人的唯物主义是与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的，德意志人只有加强种族实力才能战胜外来的侵略者。还说从政府机关、企业和金融界把犹太人这一“无比低劣的种族”赶出去乃是一个有关“种族荣誉”的问题。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十九世纪德意志史》中，鼓吹“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竟争的规律”，颂扬“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传播下述观点：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他歌颂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为，取消战争“就等于打碎人类的天性”，会“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并认为战争是天意所赐的一种德意志的命运，是一种清除这个民族的唯物质主义的罪恶并让它表现和实行其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德国人应该再次统治欧洲。他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文章，说“犹太人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戈登·克来格指出：“当时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无限制的接受，在大学教职员中最为突出。”而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特赖奇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