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生产斗争，也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存在的；如果没有生产斗争，不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人类本身就不能生存下去，那还有什么社会发展？因此，生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至于阶级斗争，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的时候，当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即新旧社会更替）的时候，革命的阶级对反动的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革命），就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还有，在阶级社会中，革命的阶级对反动统治的每一次冲击，也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阶级社会或者是存在着阶级的社会中，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所进行的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都无一例外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把阶级斗争说成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都说明了生产斗争对当时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个时期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主要不是阶级斗争所推动的。虽然这个时期内的某些阶级斗争，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但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起了这样的作用。为了说明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都起的作用不同，下面结合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
    国会改革运动
    经过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建立起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联盟的政权。起初，土地贵族处于主导地位。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工业资产阶级对于土地贵族操纵国家政权的情况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要求调整政权结构，重新分配国家权力，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以便制定一套更加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衰败选区”的代表权，在国会中增加新兴工业地区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席位。这种要求的表现，就是国会改革运动。因此，国会改革运动实质上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I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注：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争取国会改革的斗争，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兴起了。最初，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运动。1762年，激进派议员威尔克斯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王乔治三世的专横。为此，威尔克斯被捕入狱，并被取消议员资格。1768年，威尔克斯又当选为议员，可是下议院竟拒绝接纳。于是，在工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组织领导下，许多城市举行了群众集会，表示抗议，并要求扩大选举权。1769年，激进派在伦敦建立“权利法案拥护者协会”。1771年，又成立了“伦敦宪法协会”。类似的组织在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起来。1776年，约翰·卡特莱特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纲领，要求实现男子的普选权，国会每年改选一次，用秘密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等。为了推动改革，他在1780年还成立了“宪法通讯促进协会”。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使这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深感不安，因而初期的激进派改革运动在18世纪末趋于消沉。
    19世纪初，国会改革运动重新抬头。托利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例如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不仅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便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极进行宣传鼓动，把反对《谷物法》的斗争与选举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向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控制的国会和政府发起新的攻势。除了报刊宣传之外，还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1818年至1819年间，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城市，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工人、市民一起，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谷物法》和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虽然这些集会遭到了镇压，但也迫使国会作出一些让步，修改了《谷物法》，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
    19世纪30年代初，国会改革运动掀起高潮。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全国各地建立“政治联盟”，积极开展活动。1830年，反对改革的托利党内阁倒台，辉格党领袖格雷组阁。次年，格雷提出一份改革法案，但遭到国会上院的否决。消息传出后，许多大城市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支持改革。经过反复的斗争，改革法案于1832年6月在国会获得通过。 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选区的调整和议席的分配。取消人口不满2000的城镇的议员席位；人口在2000至4000之间的城镇保留一个席位。由于取消或减少了“衰败选区”的席位而空出来的席位，分配给新兴工业城市。（二）关于选民的资格。在各郡选区，凡年收入在10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或年收入在50镑以上的租地经营者，均享有选举权。在城市选区，凡每年收入达10镑以上的房主或每年纳10镑以上房租的人，都享有选举权。（三）关于选举方式。将投票时间由过去的15 天改为2天，以减少舞弊和贿赂的机会。（注：参见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5页。）
    1832年的国会改革，就其内容来说，虽然只是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寡头、土地贵族之间的一种妥协，但是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经过这次改革，选民人数从原来的47. 8 万人增加到81.4万人。（注：程西筠：《十九世纪英国三次议会改革》，《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二分册，第45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新兴工业城市获得了较多的席位，使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和政府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国会改革运动中，虽然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但结果劳动人民并没有得到选举权。工业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工人阶级在这一运动中只是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追随者。从整个运动过程及其结果来看，工业资产阶级充当了领导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此，国会改革运动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进行的一次政治斗争。应当承认，英国的国会改革运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当时英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起了某种推动作用。
    然而，在看到国会改革运动（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工业革命（生产斗争）所起的作用。这是因为，1832年的国会改革，反映出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显然，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在同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作斗争时就缺乏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经济基础。国会改革运动由最初遭受挫折到最后取得成果的过程，正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而从小到大的反映。由此可见，尽管国会改革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进行的斗争）对当时英国历史发展起了某种推动作用，但它却不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工业革命，即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卢德运动”和宪章运动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也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一个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发展过程。前者以“卢德运动”为代表，后者就是宪章运动。这两者虽然都属于工人运动，但是情况不同，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
    “卢德运动”开始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是以“卢德”的名字命名的一次自发的工人运动，其主要斗争手段是捣毁机器。早在18世纪60年代，当珍妮纺纱机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就被本地的工人捣毁。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于1769年颁布法令，规定要对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工人处以死刑。但是，法令并不能阻止斗争的发展，反而使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成群结队，进攻阿克莱特等人开办的工厂，捣毁了价值一万英镑的成套机器。这些工人表示，还要向其他地方进攻，去捣毁全国的机器。
    卢德运动发展到19世纪初， 接连出现了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1811--1812年，主要发生在诺丁昂、兰开夏、约克等郡，而以诺丁昂郡运动规模最大。卢德分子们结成了秘密组织，参加者都要宣誓严守机密。卢德派组织警告资本家，要他们自动把机器拆卸掉，否则就要派人去破坏这些机器，并烧毁厂房。卢德派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准备以武力反抗政府的镇压。1812年1月1日，卢德派发布了《台机织工宣言》，反对英国政府对破坏机器和厂房者治罪的法令，并表示了要破坏机器的决心。（注：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接着便开始了行动，从雷廷顿镇到克利夫顿，捣毁了几乎所有的机器。当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时，卢德派分子已经撤退。第二次高潮在1815--1816年。在这次斗争高潮中，仅诺丁昂一地，就捣毁了几十架机器。在英国政府的镇压下，卢德运动最后失败了。
    卢德运动是初期的工人运动，它采取捣毁机器的斗争形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捣毁机器的行动，反映出当时的工人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他们尚未认识到反对的对象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机器。这是当时的工人觉悟程度不高的表现。马克思曾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69页。）
    捣毁机器这种斗争形式的产生，虽然表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表现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强烈仇恨，但是，这种初期的工人运动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不成熟性。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以捣毁机器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使部分生产力遭到了破坏，很难说是对当时英国社会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没有赞扬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他指出：“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02页。）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不断提高觉悟，从而采取了新的反抗形式，这就是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即19世纪三四十年代。1836年，在洛维特的领导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次年，协会提出了一份《人民宪章》，其中心内容是争取普选权。《人民宪章》提出后，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护。各地工人纷纷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赞同。因此，宪章运动一开始就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
    1838--1839年，宪章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各大城市特别是北部工业城市，工人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1839年2月，宪章派把有1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提交国会，要求实行普选，但是被国会否决。在英国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大批工人被捕，运动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