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必须提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思想。尼采对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嘲笑“德国高于一切”的口号。他也没有那种病态的反犹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和理论中有一种强烈的非理性主义。他无情地抨击现存的德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弊病和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却又把德意志思想文化中对强权的崇拜推到一个新高度。他引申了在他以前的叔本华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权力意志”（thewill to power，亦可译为“强力意志”或“追求权力的意志”）， 这种“权力意志”才是世界前进的推动力。由此他提出“超人”的概念。“超人”就是具有这种“权力意志”的人，他们是少数的精华人物，他们将统治世界。他主张通过有意识的人种进化工作，通过战争，来造就“超人”。他极力颂扬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使一切事业变为神圣。”这种理论中，分明游荡着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崇尚强权之类思想的影子，尼采没有完全冲破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网罗。他的这些思想后来恰恰被法西斯用来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服务。德国法西斯机关报《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上明确地指出，民族社会主义与尼采哲学的世界观基础是相同的。
    这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神学家等的言论、著作和活动，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影响是巨大的，难以用数学的或其他的精确概念来描述的。他们把人们中间那些仅仅是含糊而不明确的、分散而不集中的、微弱而不强烈、萌牙状态而不成熟的倾向、思想，集中和明确地表达出来，使之强化，理论化，系统化，加上历史的和哲学的思辨色彩，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群众以致整个民族的思想倾向，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或“民族传统”。它们一旦形成，就构成一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力量，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在无形之中渗透至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并长期流传，普遍性地和长远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特赖奇克的影响可为一例。梅尼克曾评论特赖奇克的思想和主张的影响说：特赖奇克的“深沉而严重的话：“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其次还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大大促进了德国资产阶级权力狂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当然不只是他的强权政治观点，也有他的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反犹主义等观点。特赖奇克的学生和信徒中，有不少极端的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如他的学生和信徒之一海因里希·克拉斯，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为重要的沙文主义组织乏德意志同盟的领导人，他曾向人承认他的老师特赖奇克曾说服他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是有害的。他的听众中还有德国有名的大海军主义者提尔皮茨、殖民主义者和泛德意志主义者卡尔·彼得斯、军事作家冯·伯恩哈代等。伯恩哈代在二世纪初出版的《德国与下一次战争》中，鼓吹战争与征服，说和平的愿望是没有前途的。战争“不仅是人民生活的一个必需的要素，而且也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的确可以说是真正有教养的人民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最高表现”。这种思想的广泛渗透，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的许多人，也不能避免。例如，当1914年战争爆发后，除了少数左派、几位和平主义的作家和教授之外。所谓“8月4日精神”席卷了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德国出现的战争和沙文主义狂热，堪称“之最”。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工业家兼政治家拉特瑙后来回忆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这种思想普遍渗透到中下层人群之中，也是与德国工业化发展的特点有关的。德国工业化起步较迟，同时进程却更为急速，比英法等国在更为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德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实现了英国等用了大约一百多年才实现的事情），具有某种“压缩型现代化”的特点。因此它引起的社会和阶级变迁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更其急速和剧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农户以及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人数日益增多的“新中间阶层”，即“白领”阶层等），在这个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地位十分不稳。他们一方面受到来自日益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大资本的压力，处境窘迫。另一方面又受到日益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害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兴起了种种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其中有的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感到命运难测，害怕自由竞争。他们希望有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同时往往还有一种反现代的倾向，即向往往日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与行会类似的生产关系和以“血缘和土地”为基础的社会。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祸害和痛苦归之于犹太人，作为对小资产者的困境的一种解释，易于与他们产生共鸣。另一方面，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矛盾的深化，资本对外扩张欲望的加强，统治阶级也有意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中下层群众宣传、灌输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把他们的不满和恐惧，引导到有利于统治阶级对内巩固统治和对外掠夺的道路上去，即起到对现代化造成的压力的“减压”作用，又可使他们充当资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于是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小资产者人群和以他们为主要成员的运动，成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专制和强权理论等等思想的重要载体。而且小资产者处于困境中往往具有爱走极端等特点，其表现往往比这种思想的最初倡导者更为极端和狂热。
    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小资产阶层的思潮和运动，在欧洲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到19世纪晚期，又产生了人们称之为“新右派”的运动和组织。它们与以前的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具体联系尚有待进一步考察，它们本身则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激烈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反犹主义（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祸害的替罪羊），不仅要在中产阶级及其下层引起共鸣，而且还要投合各下层阶级的心意，力图使他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他们不仅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而且是颂扬暴力，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议会制度、反对民主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它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重要基础。而德国的情况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在19世纪下半期德国产生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组织，如“泛德意志人同盟”，其追随者大部分是小资产者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教师和白领工作者，其地方分会主席中有36%是教师。卡尔·艾利希·博恩指出，重要的德国工业家及其组织参加了这类宣传机构的建立，但“在这些机构中定调子的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教授和教师）”。“泛德意志同盟”是当时大量出现的各种极端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有不少团体成员如“德国全国店员联盟”、“铁锤联盟”、“德国全国店员联盟”等，也是以小资阶级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在”泛德意志同盟“的领导人中不乏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如曾担任其主席的克拉斯，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也反对自由主义和普遍选举权，主张德皇独裁。铁锤联盟更是一个强烈反犹和主张种族主义的组织。它赞美种族纯洁，要求其成员必须保证其属于雅利安血统。”德国全国店员联盟“也有反犹主张。还有全德大学生协会也受到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影响。1896年，一个由所有大学生协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宣称：“大学生协会是建立在德意志人的基础上的……不应把帝国的犹太人公民看作德国人。”这些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为纳粹主义出现和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纳粹党正是从这些组织吸收其最初一批党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的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遭到失败，但是没有对它们进行清扫。十一月革命没有能发展成一埸触动旧的社会基础的社会革命，更没有发展成一埸民族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变革。德意志民族没有进行自我思想清理，却相信了“背后一刀”的谎言。战后，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在受到挫折和压制的情况下，更为极端化。有人描述德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国度”。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人心。针对民主共和派人士、犹太人、左派的政治谋杀和恐怖活动此伏彼起。当著名的德国民主派政治家、为共和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一位犹太人的拉特瑙被极右分子暗杀后，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倘若我依旧痴心不改地信奉这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话，那我就不能对这个民族的做法袖手旁观。”纳粹党就在这种环境和土壤中产生了。它的大德意志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领域中广泛存在的这些因素的继承，又在这块土地上，进一步生长，变本加利。希特勒为首的主流派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路线战胜了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并实现了与大地主、大资本、军国主义等势力为代表的德国权势集团的结合。
    总之，人们决不应该忽视或否定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那些不朽的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德意志民族精神或“民族特性”中，也有着有利于纳粹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这是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的深层次“内在因素”。它们为纳粹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来源、有利的环境、肥沃的土壤和阳光雨露，使得希特勒这样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小人物”及其思想和主张，可在德国大行其道。德国作家威廉·冯·斯特恩堡指出：“没有延续性和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地缘政治状态，几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结构，从多种多样的精神和政治潮流中产生的‘民族性格”，都指明了这一点“。”对共和国的仇视，对简单的、逃脱个人责任的方案的渴求，相信经济上的困境只是没有决断能力的议会制度的结果，排犹主义，德意志的夸大狂--凡此种种，都不是希特勒的发明，它是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情感相符合的。“海因里希·简内克则指出：希特勒”所需要的一切，都能从当时的社会中得到。“”德意志这块土地造就了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把德意志民族当作了实现自我意识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民族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深刻自省，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时进行民族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更新和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和德国政治家认识到这一点。康拉德·阿登纳主张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流行于欧洲的民族极端主义，抛弃旧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否定”普鲁士精神“（应当是指其消极的方面），培养一种健康的民族精神。这是总结了历史教育的至理之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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