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专制王权在其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中也需要工商业者的支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就会不安于长期依靠专制王权的庇荫。他们要求参政权，甚至更进一步要求由自己或自己的代表来掌握政权，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专制王权在自己的统治相当稳固以后，也往往把工商业者视为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是一股威胁自己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前途如何，决定于专制王权和工商业者或曰”中间阶级“的力量的对比。
    古典时代的中国本来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意识。尽管这种”统一“在殷、周时代是封建制（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领主封建制）的松散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独一无二的思想遗产。战国时代争鸣的百家尽管是异说纷纭，天下应该”定于一“，却几乎是各家的共识。加上文字的基本统一，文化的基本统一，这种种都有利于政治上再造统一、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有利因素。
    天下如何”定于一“？各家有不同的主张。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只有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来实现。
    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次数更多，规模更大。随着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加剧，郡县制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官僚制逐步完备。郡县由君主直接控制，郡县各级的负责官僚由君主直接任命。将相分置，文武分途。权力愈来愈集中于君主之手。
    与此同时，尽管商品生产与流通受到战争的很大干扰，商品经济仍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地大物博。就地形而论，有山岳地带、丘陵地带、平原地带、海滨地带之分；就气候而论，有温带、寒带、热带之别。战国时代的商品交换，不仅以农工的分工为基础，地区之间的分工，更扩大了交换的广度。且看荀子对此的有关论述：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弦、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为大神。”[20]
    由此可见在战国中后期，不仅农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各地土特产的交流也相当兴旺，形成了“国际”间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出现了像临淄、邯郸那样近10万户的大都市，处于中原水陆交通中心地带的定陶更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商业都市。黄金成为“国际”间的通用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国际”规模，无疑也是促进统一的有力因素。
    但是，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贩运商业，是利用物产的地域差价和季节差价来买贱卖贵，取得高额的商业利润。春秋末期范蠡、端木赐，战国初的白圭以至战国末的吕不韦都是以此发财致富的。制造业中只有煮盐、冶铁两业因与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密切相关出现了巨富，制陶业似乎只是地方小手工业，丝麻纺织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末能破坏“男耕女织”的传统而未取代家庭纺织业。
    商品经济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看来和下列情况有关：
    一、战国时代，小农个体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五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似乎是标准的个体农户。向“编户齐民”不受制约地征收赋税、征发力役是专制王权的特征。个体农户交纳的赋税是专制王权主要的财政来源。根据李悝的计算，在平收之年，农户也是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歉收之年了[21]。孟子说得尤为痛切：国家对个体农户“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22]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部分必要产品都全部上交官府，同市场的联系极为有限。因而农村市场必然是很狭隘的。
    二、在封建君主制时代，封建君主就建立了官府手工业。到集权君主制时代，官府手工业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各诸侯国中央、就是郡县一级地方政权，都拥有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考工记》就是一部记载战国初年齐国的官府手工业的文献，是当时一部有关手工业制造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汇编。官府手工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产品经济，不计成本、基本上不经交换渠道而分配。[23]这种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无疑妨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上述情况制约了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就制约了工商业者力量的成长。
    春秋至战国数百年间，王权在增长，工商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战国初期初步确立的专制王权在战国中后期更为频繁更为扩大的战争中日益加强，商品经济则因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专制王权与工商阶级的力量对比逐步向专制王权倾斜。春秋时代，“国人”在国政的重大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尔毋我叛，我毋强贾”[24]，国君还得尊重商人从事买卖的自由。在春秋末年，“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25]。到战国时代，作为军事民主主义残余保存在封建君主制时代的一些“国人”的权利已荡然无存；像子贡那样公然在诸侯间进行“公关”活动并且得到诸侯优遇的现象也难得再见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商人不能作为一个等级的代表光明正大地争取参政权利，从而使“封建君主制”转化为“等级君主制”，而只能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参与宫廷的政治斗争，以求保护工商业者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吕不韦在秦国所进行的一场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往往是乐于利用工商而又贱视工商的。专制王权强大之时，很难再容忍有一股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战国时代的法家从强调农战的观点出发，不仅贱视工商，而且敌视工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鼓吹“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26]，几欲尽驱举国之民全归于农，制定种种抑商政策。在《垦令》中商鞅提出：“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关闭粮食市场，使商人不能再从事粮食投机，获取厚利；“重关市之赋”，即提高工商业税，抑制商品流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加重商人负担的措施。这类抑商政策是否都付之执行，延续的时间有多久，我们现在都难以断言。但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以至此后秦汉皇朝的国策。吕不韦当政时代对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可能有所调整。商鞅是重本抑末，而吕不韦则本末兼顾。大牧主、大商人乌氏倮贵“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管丹穴致富，政府为之筑怀清台，可能都是吕不韦当政时奖励工商的措施。[27]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吕不韦“饮鸩而死”[28]，他所采取的一些调整政策大概就此人亡政息。秦始皇变本加厉地执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伐魏之时，迁魏之冶铁家孔氏于南阳；破赵之时，徙赵之冶铁家卓氏于临邛[29]。统一全国以后，更把“贾人”随同“诸尝逋亡人”、“赘婿”一道谪发戍边[30]，后来甚至谪发到“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31]。这当然是对工商业者的严重打击。决战是在大一统皇朝建立约百年之后、汉武帝当政时进行的。商人阶级在西汉前期“黄老之治”下经历一段“辉煌”以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是后话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了。
    曲折的历史行程中诞生的民主政治
    希腊古典时代的商品经济，同样是在铁器普遍使用、工农业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希腊古典时代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只出现在沿爱琴海两岸及海岛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可见它与商品经济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里论述的只限于早期僭主政治，而且不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带）。
    它出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腐蚀着沿海各城邦的传统经济，土地兼并加剧，债务奴役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于是便有野心家（这其中有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叛逆，有出身于贫贱的枭雄，也有本身就是手工作坊的坊主）利用城市人民群众的力量，趁时兴起，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这便是所谓“僭主政治”。
    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如前所述，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公元前8世纪前后君主政体即已演变为贵族政体，于是僭主政治便充当了这种作为商品经济的保姆的专制王权的角色。
    “僭主政治最初起于小亚细亚及诸岛屿”[32]。最先出现僭主政治的可能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和小亚西岸的以弗所，此后陆续出现于小亚的爱奥尼亚城邦和希腊本土爱琴海西岸的多利亚城邦阿果斯、科林斯、麦加拉以及科林斯湾中的西库翁……等城邦。科林斯的基普塞卢（657-625）、佩里安德鲁（625-585），西库翁的克科斯提尼（600-570），米利都的斯拉苏布卢（公元前7世纪末），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均为这一时期希腊史上政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僭主。
    凡是僭主当政的城邦一般都能采取改革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扩建海军，进一步推进殖民事业，保护本国商船海上航行的安全，从而大大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吕底亚和波斯帝国先后崛起，臣服了小亚细亚西岸以至附近岛屿上的希腊城邦。这些城邦继续存在的僭主，事实上成为吕底亚和波斯王廷的“儿皇帝”，其工商业的发展不免受到影响。而希腊本土东部沿海的城邦，则因此获得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特别是科林斯，兼有面向东部的萨罗尼克湾和西部的科林斯湾之利，独擅形胜。佩里安德鲁执政期间，在科林斯地峡上修建了“曳道”，使商船可以“乘车”通过，大大缩短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距离，使科林斯自然成为希腊世界海运的中心。
    希腊人的商船现在从它们的“亚美利加”--意大利、西西里，从埃及的瑙克腊提斯，从黑海的奥尔比亚输入粮食，从黑海输入干鱼，从利比亚输入调味的香料，从色雷斯、黑海输入木材，从塞浦路斯输入铜，从欧罗巴西北的某岛通过它们的“远西”--伊比利亚输入锡，从蓬土斯输入铁，从吕底亚、黑海、色雷斯、埃及、伊比利亚输入贵金属，从西徐亚、吕底亚、叙利亚输入奴隶，从欧罗巴东北某区输入琥珀，从亚非利加输入象牙，从叙利亚输入地毯、呢绒、刺绣，从埃及输入亚麻和香料……等等。
    为了保持贸易平衡，希腊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及利用从外部输入的原料制造出的各种工业品。米利都的毛织物，卡尔基斯、米利都的武器、饰物和青铜容器，先后驰名于地中海世界的米利都、科林斯和雅典的精美陶器是希腊人的主要输出品[33]。
    战国时代妨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如国家向农民征收、征发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和列国之间频繁酷烈的战争，在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都不存在。此外，古典希腊还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所不具备的条件--即古典希腊从事商品生产的城邦拥有一个以地中海、黑海沿边地带为基本范围的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如上所述，它们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各种原料，向殖民地输出农产品加工产品和各种手工业产品。这种商品交换的性质就比战国时代的中国以物资交流为主的贩运商业高出一个层次。战国时代中国的官府手工业就分工类别、技术水平、甚至生产规模来说，都不一定低于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各城邦的手工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高于这一时期希腊城邦的水平。但那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它只产生一批为王权服务的经济官僚，民间工商业者的力量难以发展壮大。在希腊，商品经济的发展则孕育出一个足以同贵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级。
    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甚至胡作非为。希腊的僭主统治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创业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继承者往往是创业者的不肖子孙。这就当然会引起从旧贵族到城乡有产者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古典希腊没有王权专制的传统。僭主政权也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除小亚细亚的僭主在吕底亚、波斯的保护伞下得以苟延以外，希腊本土的僭主统治到第二代、第三代时都一一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群众未经充分发动，特别是希腊本土的多利亚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等，虽经僭主统治，却仍然保留着农奴制与“边民”制，农民问题并未基本解决，因而代之而起的多半是寡头政体。比起僭主政体来，这种主要代表工商业者中间阶级利益的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进步。公元前6世纪前叶，开俄斯曾出现过民主政体[34]，似乎存在时间不长，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的业绩。
    只有雅典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后来居上，农民问题的解决也比较圆满，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6世纪末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民主政体。但是它所经历的道路也是相当曲折的。
    雅典在迈锡尼时代即为希腊著名的城邦之一。依据《伊利亚特》，在特洛伊之战中曾出50艘船舰参战[35]。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的狂潮中，雅典竟能保持独立并成为伯罗奔尼撒各邦的公子王孙以及一般平民的避难之所[36]。此后，这一批落难的公子王孙和平民有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一部分阿提卡原有的居民）继伊奥利亚人东迁之后，又东迁小亚细亚中西部沿海地区，成为小亚细亚西岸爱奥尼亚各邦的祖先。
    可能由于阿提卡的幅员比较广大，移民以后人口又比较稀疏，因而在其他爱琴海东西两岸的城邦由于人口压力纷纷外出殖民的时期，阿提卡的居民并未参加这一殖民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雅典同其他大多数城邦一样，也由君主政体逐步演变为贵族政体。在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的“世纪之交”同其他殖民城邦在前一两个世纪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土地兼并加剧，农村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也在阿提卡出现。这时，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接近饱和状态，阿提卡不可能再以海外殖民来宣泄它的过剩人口，和缓它的农村的严重社会危机。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爱琴世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土地贵族的剥削欲大大增强，雅典当时的工商业比起爱琴世界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比较落后，货币资本的主要出路是发放高利贷，因而阿提卡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更严重。阿提卡未被多利亚人征服，不存在多利亚人统治的各邦所存在的农奴制。负债的农民以土地为抵押，成为所谓“六一农”。以人身为抵押的农民则随时有丧失人身自由，同妻儿一道被卖为奴的危险。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已经迫在眉睫。
    这就是梭伦改革前阿提卡所面临的形势。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公元前594年，贵族担心出现僭主政治，于是授权出身于王族、在雅典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梭伦以“仲裁者”的名义全权进行改革。
    梭伦的改革大体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是颁布“解负令”，废除公私债务，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拔除被抵押土地上的债碑，赎回陷身为奴者。
    其次是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鼓励橄榄的种植，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以授与公民权为条件，鼓励外邦手工业者来雅典定居执业……等等。
    政治改革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公民大会在法律上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从而把这一军事民主主义时代的残遗改造为新的民主政治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