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地点之争。上届年会决定本届年会在那格普尔召开，但是由于这个地区极端派占优势，于是温和派把会址改在了苏拉特。第二，极端派坚决要求坚持1906年的决议，他们不希望国大党分裂，但更不希望国大党倒退。他们要求温和派接受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化抵制、依靠自己、消极抵抗，等等，提拉克在年会召开前的极端派会议上说：两派的“斗争在两个原则中展开，一是热切地做一切正确的事，第二是做，但不能引起政府的不快。我们属于这一派，我们准备做一切正确的事，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司瓦拉吉的旗帜是上届国大党年会主席瑙罗吉举起的，这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坚持这项决议，我们将是国家的叛徒”（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7页。）。极端派的态度使温和派认为分裂在所难免。他们认为，分裂比向极端派妥协更能减少灾难。郭克雷说：“如果分裂必将到来，那就让它来吧。”（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9页。）可见，温和派宁愿牺牲国大党的统一，也要恢复国大党的最初原则。第三，关于主席人选问题，极端派推举刚被释放的拉吉帕特拉为国大党主席，温和派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对政府的冒犯。
    由于种种意见分歧，在1907年的苏拉特年会开幕式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由争执发展为扭打，极端派坚决反对温和派的：放弃“四点纲领”、坚持宪法鼓动、反对一切反英斗争的主张。为了对付极端派，温和派招来警察，把极端派赶出会场，制造了国大党的分裂。排除了极端派以后，温和派继续召开国大党年会，在他们订立的国大党新章程中，只保留了建立殖民地类型的自治政府的决议，坚决摒弃了“四点纲领”，把斗争方式严格限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这标志着国大党退出了革命运动，此后，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成为专心致力于改良的党。
    国大党分裂后，总督明托写信给摩莱说：“国大党的垮台是我们的伟大胜利。”（注：郭克雷：《印度温和派和英国统治者》，（英文版），新德里，1977年版，第293页。）温和派把极端派排挤出国大党，就等于把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暴露在殖民者面前，便利了殖民当局的镇压。他们肆无忌惮地向极端派发起进攻，大批革命者被捕。1908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罪名逮捕了提拉克。至此，极端派和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入狱，失去了极端派领导的印度民族革命运动高潮也以失败而告终。
    三
    1906年，国大党的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良主义的范畴。这说明，温和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具有反帝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想放弃改良主义。对于他们来讲，突破改良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改良。他们是在以改良为中心的前提下来适当调整自己的政策的。国大党1907年的分裂，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使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有革命的彻底性。因为：首先，由于印度是处在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统治下，英国非常善于玩弄自由主义手法，为了缓和与印度的矛盾，它并没有堵死印度民族资本发展的道路，这使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的民族资本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愿打乱这个秩序，造成自己控制不了的局面。其次，司瓦德西运动虽然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主要机器设备仍需要从英国进口。虽然1907年印度资本家贾·塔塔建立了第一个印资钢铁企业，但仍满足不了印度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从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发展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地主在经济上主要得益于英国，如果抵制运动进行下去，将会割断他们与英国的联系，会直接危害其自身利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便是对温和派很反感，也认为他们应该对英国绝对效忠。
    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决定了代表他们利益的温和派政治上的妥协动摇。郭克雷说：“无论当局是什么观点，无论怎样不能忍受殖民当局的蛮横无理，他们都代表着秩序，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秩序，对人民来说就没有真正的进步。”（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99页。）可见，由于阶级基础的薄弱，温和派不敢提出超越英国统治之外的任何要求。他们从来没想把这场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民族革命运动，以此来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相反，却一直在为避免更大的“狂热冲动”而努力。所以，1907年国大党的分裂是由温和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所决定的。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比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较强的反帝革命性，正如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时所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较接近劳动人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大或小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604页。）。印度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具有这一特性，他们在这场民族运动中积极发动群众，并向温和派施加压力，成为这场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但是，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政治上没有决心单独去领导这场运动。他们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很大实力，在政治上控制国大党，所以总是希望推动民族资产阶级与他们一起来领导这场运动。1906年，温和派接受了“四点纲领”，使极端派对温和派抱有很大希望。当温和派表示不再向极端派妥协的时候，极端派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这意味着摧毁国大党的统一，那么他们将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拉克说：“我们不想造成国大党的分裂，我们的政策不是毁灭性的，而是进步性的。”（注：R·森塔拉林加姆：《印度民族主义--一个历史的分析》（英文版），新德里，1983年版，第135页。）被排除出国大党后，极端派把大量精力放在国大党的重新统一上，提拉克甚至愿意放弃一些激进的主张，来结束国大党的分裂局面。但是，温和派却要在极端派无法接受的条件下妥协，这实际上把极端派推向了工农群众一边。
    这时的极端派也只有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为此就要求他们提出反映工农利益的反封建纲领，把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但是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提出反封建要求就会影响土地和资本的集中，妨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削弱全民族的团结，影响反殖目标的实现。极端派不可能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群众缺乏正确的认识。提拉克说，我们基本上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的领袖。拉吉普特拉也明确表示，印度的政治运动不能不依赖受教育者，因为群众是落后和无知的。正因为如此，极端派虽然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基点放在群众斗争上，而是一味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他们就与个人恐怖主义者建立联系，结果遭到殖民当局更残酷的镇压。1908年的孟买工人为抗议提拉克被判刑而举行的六天政治总罢工，深深教育了极端派。但是，他们只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个蕴含着强大战斗力的阶级，运动仍然应该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
    印度的工人阶级也不具备领导这场运动的能力。在运动中，工人得到部分的发动，但他们只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没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政党领导。1908年的政治总罢工，说明印度工人阶级已在自觉地进行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独立领导这场运动，他们只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追随者。在客观上，英国的殖民统治势力还处于一种强大的攻势地位，公布分割孟加拉方案的寇松就极力叫嚣，要让国大党在两三个月内台，对温和的国大党尚且如此，对极端派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反英斗争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用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使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所述，1907年国大党的分裂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其客观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