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拥有较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成为继英国之后开展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欧洲大国，但是，综观法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不仅时间较长、进展缓慢，而且总的说来成绩平平，较之其它西方大国明显逊色。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虽居世界第二，但较之英国仍落后很多，至19世纪下半叶，法国又相继被美国和德国超过，退居世界第四。至一战前，法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都远在美、德、英三国之下。本文欲探讨法国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而艰难的原因。
    一、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深层因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能否成功和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五大深层因素。1.政治和经济制度；2.文化传统；3.种族遗传；4.教育事业；5.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这三个因素的优劣，也就是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效能和劳动对象的多寡。下面对这三者逐一进行分析。
    所谓劳动者的素质，实际上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组成：一方面是智力素质，也就是指人的聪明才智、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技能等；另一方面则是非智力素质，包括创业精神、进取精神、市场观念、商业头脑、竞争意识、对待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等。智力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因素，即种族遗传因素；二是后天因素，主要是指教育事业。非智力素质的高低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制度，二是文化传统。因为一个国家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素质影响极大。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对于该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具有重大影响。
    所谓生产工具的效能，是指它的现代化程度，这取决于科技水平的高低，科学技术愈先进，生产工具的现代化程度就愈高。科技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什么呢？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也同样依靠人，而能够发展科技和运用科技的人则是经由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教育愈发达，培养的人就愈多，也就愈有利于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更新。所以，生产工具的效能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所谓劳动对象，其实就是指自然资源。衡量一国自然资源多寡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人均资源拥有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还必须考虑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所谓上层建筑则是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至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系统理论（包括生产力三要素的理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理论）出发，最终推导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五大深层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种族遗传、教育事业、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
    二、生产关系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利贷资本比产业资本更为发达；二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
    法国借贷资本畸形发展的原因在于，豢养西欧最为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常备军，使法国政府开支浩大，入不敷出，为了增加收入以弥补赤字，法国在近代早期便形成了发达的国债制度和包税制度，经营国债和包税成为法国资产阶级进行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而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又为高利贷资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由于社会闲散资金纷纷涌向高利贷，因而影响了工商企业的资金筹集和扩大再生产。高利贷资本在农村的活动则延缓了小农的分化，致使小农经济长期延续，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尽管法国的金融业很发达，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各行其是，缺乏紧密的结合。法国的工业企业普遍不信任银行，他们宁愿靠自身积累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法国的银行对于工业投资也很不热心，甚至不愿对工业界提供中长期贷款。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管理得最好的工业企业也存在着经营风险，这就与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维护银行的信用相矛盾。因此，虽然银行吸纳了大量货币资本，但对工业发展的支持却很有限。
    法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也较缓慢，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1.在法国未曾发生过像英国那样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2.在大革命期间没收了逃亡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从而造就了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3.拿破仑法典废除了长子继承权，规定诸子平分遗产，使土地不仅难以集中，而且还随着世代的延续而愈分愈小；4.由于高利贷资本在农村中广泛活动，所以农民即使在经营亏空、面临破产时也不愿轻易出卖土地和进城谋生，而是通过抵押土地来借高利贷以继续务农。
    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1.众多的人口滞留在土地上，限制了雇佣劳动力队伍的成长；2.小农经济较强的自给性和广大农民消费水平的低下，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不利于工业的发展；3.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也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小农普遍缺乏资金，无力购买机械和化肥，也无法更新技术和扩大再生产，所以尽管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农业国，但其农业技术和生产效率却逊于西北欧的多数国家。而农业落后又拖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后腿。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大量货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大批雇佣劳动力。在法国，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盛行，使广大农民滞留在土地上而未能转化为雇佣劳动力；另一方面，法国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在18世纪后期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率下降的国家。在19世纪，法国的人口先后被奥匈帝国、英国和德国超过，由欧洲第2退居第5位。人口增长缓慢不仅造成劳动力短缺，而且也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法国的小企业众多且一向在经济中占突出地位，不利于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导致法国工业竞争力逊于美国和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族性
    法国人具有下列显著特点：1.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二重性格；2.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3.思想活跃，富有创新意识，每每能标新立异，引导时代潮流，但缺点是不够深刻，往往流于肤浅和轻浮；4.喜欢享受人生，酷爱美食佳酿、声色犬马和花草风月，以追逐时尚为能事，其奢靡之习根深蒂固；5.法国人喜爱文学和社交生活，从中培育出他们的机敏、才智和优雅情趣。
    法国人作风散漫，缺乏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时间观念，这尤其表现在经常迟到，不守时。一般说来，法国产品的交货期只有拖后没有提前，人们宁可付拖期罚款也不愿为了加快工作进度而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法国人的售后服务意识也较差，不像其它西方国家那样强调“顾客就是上帝”；法国人对质量也无苛刻的要求，许多产品做工不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这些都削弱了法国货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人们有一定的集体观念与合作精神。而法国人都爱表现自己，好出风头，喜欢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法国人虽然崇尚理性，但又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气质，喜欢好高骛远，推重价值理性，贬抑工具理性，务实精神尚嫌不足。虽然法国人富有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但缺少德国人那种深入钻研的劲头和严谨、踏实的作风。凡是需要耐性与恒心、需要艰苦努力和天长日久才能见效的工作，法国人往往敬而远之，可谓标新立异有余，坚实深沉不足。法国人爱好文学与社交生活，推崇优美的文体、华丽的辞藻和机智幽默的谈吐，以风雅、高贵相标榜，这就助长了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矫揉造作的风气，形成了轻浮浅薄、重才轻智思想、重形式轻实质的消极性格，人们看重的并不是思想的深度或学识的渊博，而是善于卖弄文笔或巧舌如簧之类的小聪明。
    由于法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斗争精神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在近代史上屡屡发生暴力革命和流血动乱，使经济发展一再受到干扰和冲击。虽然1871年以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对抗和波及全社会的革命、动乱，但国家的政体仍不稳固，共和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面临挑战。政坛上党派林立，斗争激烈，政潮迭起，多次酿成政治危机，致使当权者穷于应付，无暇顾及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政局不稳的担忧也严重损害了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而英、美、德等国的政局都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很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冲击。
    由于民族性使然，法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建设性的社会对话，未能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每当出现劳资纠纷，双方不是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纠纷，而是诉诸对抗，动辄举行罢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法国人属于拉丁语族，而德、英、美三国均属日耳曼语族。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的民族性存在显著的差异。日耳曼人深沉、稳健，头脑冷静而富有理性，拉丁人则浮躁、浅薄，热情奔放，易于冲动；日耳曼人讲求实际、崇尚务实，拉丁人则重体面、爱虚荣，讲究形式主义；日耳曼人勤勉、刻苦耐劳，拉丁人则喜欢享受人生、耽于逸乐；日耳曼人对待工作专心致志、认真负责，拉丁人则遇事漫不经心，粗枝大叶，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日耳曼人讲求效率，时间观念强，拉丁人则办事拖沓，工作效率低，缺乏时间观念；日耳曼人守纪律、重秩序，拉丁人则较为散漫，不爱受约束；……对这些差异的评说可见于许多学者的论著（如丹纳的《艺术哲学》）。近代以来，西北欧各国（多属日耳曼语族）的经济水平普遍高于南欧各国（多属拉丁语族）。操英语（属日耳曼语族）的北美、大洋洲国家也远较拉丁美洲各国先进、发达。法国的工业化落后于德、英、美三国。
    四、历史与文化传统
    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号称“教会的长女”，而英、美、德都是新教国家。天主教是维系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新教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从新教的神学思想和伦理、价值观出发，孕育和衍生出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如鼓励积极进取，提倡勤劳致富，崇尚简朴节俭，反对散漫轻浮，谴责奢侈浪费，取缔赌博酗酒等。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予以详细论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新教伦理逐渐脱去了神学的外衣，从纯粹的宗教教条转变为世俗的行为规范，构成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和能够实际运用的社会实践理论。因此，在欧、美两洲，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多落后于新教国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新教徒在经济上也通常要比天主教徒更为活跃、更有作为。虽然法国在宗教改革时期也曾有不少人改奉新教，但其人数从未超过全国人口的1／8，所以天主教在法国一直占绝对优势。
    由于法国的宗教改革最终夭折，因此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资产阶级便转而以启蒙运动的形式来宣扬资本主义精神。虽然从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来说，启蒙运动比宗教改革更为激进、更加旗帜鲜明，但就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实际效果来看，前者却不及后者。因为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宗教信仰支配的，所有塑造精神气质或改变社会风气的过程都有赖于对宗教信条的重新阐释。何况启蒙运动主要是为其后的政治大革命进行思想准备，而不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伦理原则或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