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学者，“阮元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史料辨析者”。阮元治学的方法是“继承了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方法，这种由训诂字义以明义理的治学方法，在哲学上是没有价值的，但这是乾嘉汉学的精神所在。至于依据此方法，广泛地引伸于历史材料的判别，乾嘉学者也有他的成绩，阮元也继承了这种传统。”（16）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料辨析者”的品格，才成就了他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
    阮元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非常广泛的，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金石文字，以及在整理、编辑文献的方法和对于某些文献的阐发上，他都有所涉足，并取得了他那个时代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成就。
    关于校勘。阮元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使他在当时的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这主要反映在他撰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这一著作上。阮元撰是书，是仿照唐人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凡汉晋以来，各本之异同，师承之源委，莫不兼收并载，凡唐以前诸经旧本，赖以不坠”的做法，参考唐石经及宋元各种版本，详加校勘而成。他撰成此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年青时“肄业诸经，校理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舛误每多订正”；二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奉敕分校太学石经”因而以唐石经及宋版悉心校勘，比年青时所校更加详备；三是出任外省后，复聚汉、唐、宋石刻及各宋元版本，选长于校经之士详加校勘，亦即“属友人、门弟子分编，而自下铅黄，定其同异”。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乃撰成此书。阮元认为此书做到了“异同毕录，得失兼明”，“此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17），对此书是看得极重的。他为《校勘记》所写的十三篇序，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的根据和方法，均一一有所交代，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尤为突出。
    关于版本。阮元极重视历史文献的版本，他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成绩是整理和刊刻了宋本《十三经注疏》和《太平御览》这两部大书。嘉庆十年至十一年（1805-1806年），阮元守父丧，居雷塘，其间，他整理并刊刻了宋版《太平御览》一书。他在《重刻宋本太平御览叙》里指出：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它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古籍”；然“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鲜有善册”。所以他属友人对别人所藏之宋刻残本及依宋镌所抄本，密加誊校，“全依宋本，不改一字”；且又“精校再三，不滋舛脱”。这样整理、重刻的宋本《太平御览》，“足使艺林称快，后世委心，古籍、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18）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1816年），阮元在江西巡抚任上时，又主持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将他撰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附于各经之后。他在《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后》中详尽地谈到了《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源流，指出“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所谓闽版、监版、毛氏版，“辗转翻刻，讹误百出”，“近人修补，更多讹舛”。（19）阮元乃以自己家藏十行本十一经，借得苏州黄氏所藏比十行本更早的《仪礼》、《尔雅》二经的单疏本，同时以盐巡胡稷从吴中购得《十一经》可补阮元藏本之所残缺者，在卢宣旬、黄中杰等人的协助下，历时十九个月，刻成宋本《十三经注疏》，并“藏其版于南昌学使，士林、书坛皆可就而印之”。这件事，被看做是“江西之盛事”、阮元“嘉惠士林之致意”。（20）阮元在主持校刻这两部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后人不应“凭臆擅改”古书，因为“古书古义深奥与后世判然不同，浅学者见为误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误矣；或其间实有宋本脱误者，但使改动一字，即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见重于后世”。（21）又指出：“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22）这都足以说明阮元治学的严谨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江西所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完竣之前，阮元已调任两广总督，主事者乃希望早日刊刻完毕，“以慰其遗泽江西之意”，故于校勘不甚细心。人们没有料到，十年之后，即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从两广总督任上邮书江西，指出十年前之刊本的错误凡九十三条。这使当时南昌府学教授朱华临大为感动，乃亲自“检查督工，逐条更正”。（23）这无疑是刻书史和校勘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于金石文字。阮元对金石文字的蒐集、整理和研究，是他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又一个贡献。他在一篇题为《金石十事记》的文章里，用答问的口吻，胪举了他在金石研究方面的十件事，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撰《积古斋钟鼎款识》等。（24）他手订的《研经室三集》卷三所收编诸文，均与金石文字有关，亦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和取得的成绩。阮元认为，铜器铭文，“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因为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度量、文字、“天子之尊，锡命之宠”，以及人们的德位、富贵等等，总之，“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25）他还认为，金石文字“所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26）从阮元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是从历史的观点来收集、整理和看待金石文字的。诚如龚自珍之论阮元说：“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27）龚自珍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阮元在金石之学上成就的高度赞扬。
    关于辑佚。阮元在辑佚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上文所说的《两浙輶轩录》、《江苏诗证》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书。跟辑佚有关系的，是阮元极注重蒐求古书，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在浙江任职期间，曾广泛购置《四库全书》未收古书进呈内府。他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庭博、何之锡诸人“参互审定”，最后经阮元亲加改定纂写，而后奏之。十几年中，共进书一百七十余种，成绩实在可观。阮元因为这些《提要》“半不出于己笔，即一篇之中创改亦复居半”，显然不少是集体的制作，故认为“文不必存，而书应存”。其子阮福根据这个意见，将《提要》汇成《四库未收书提要》五卷，编入《研经室外集》。（28）从《提要》来看，这些“四库未收书”，大多是唐、宋、元人的居多。经、史、子、集四部中，属于史部的书虽不算多，但也有颇可注意者。如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马总的《通历》，宋人路振的《九国志》、杨仲良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章衡的《编年通载》，不著撰人的《元秘史》等等，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撰述。阮元及其助手们认为，这些书，或可补正史之“漏略”，或“有资考证”，或在见解上“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叙“历代兴亡分合，开卷瞭如”、“展帙瞭然”，各有可采之处。阮元蒐求古书并一一加以评介的工作，在今天仍未失去其参考的价值。
    关于汇刻历史文献和时人撰述。阮元在汇刻有清一代学者汉学研究的历史文献方面的成就，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这里最重要的便是阮元主持编辑、汇刻的《皇清经解》一书。阮元编辑、汇刻这部一千四百余卷的大书，大致有这几个原因：（一）自《十三经注疏》行世，唐宋解经诸家大多括于其中；（二）宋元以来经解则有清初康熙时所刻《通志堂经解》为之汇集；（三）清初学者顾亭林、阎百诗、毛西河诸家之书多已收入《四库全书》；（四）乾隆以来，惠定宇、戴东原等人的著作久行宇内，惟未能如通志堂汇刻成书，时间久了，恐有散佚；（五）阮元立学海堂以课士，而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书，多有不便。在这种情况下，阮元乃“尽出所藏，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阮元把这样一件重大的工程托付给他的学生夏修恕。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调任云贵总督后，夏修恕又以四年功夫编纂、校勘、汇刻成书，时在道光九年（1829年）。《皇清经解》刻成后，“庋板于学海堂侧之文澜阁，以广印行，不但岭南以此为注疏后之大观，实事求是，即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览，亦见平实精详矣”。（29）此书所收极为宏富，自顾亭林、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直至焦里堂、江子屏，包括阮元本人的许多著作，都囊括入书。徐世昌说：“《皇清经解》为言汉学者之总汇”（30）。可以认为，这是阮元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主要标志。此外，如刊定《文选楼丛书》，编辑《诂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对于荟萃和保存历史文献，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阮元于道光四年（1824年）手订《学海堂集》初集，尔后，不论阮元调任他处，乃至在他死后，《学海堂集》还继续由他的门人编出二集（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三集（咸丰九年，即1859年）、四集（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首尾相距六十余年。作为一个学派，学海堂的学人、学风、撰述，代代相因，传了下来，存在这么长时间，这在十九世纪学术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总结的事情。
    关于目录。阮元也很重视目录之学，并对目录学有实际的运用。任浙江巡抚时，阮元于嘉庆八、九年（1803-1804年）间曾至宁波范氏天一阁观书，乃命其后人编成《天一阁书目》十卷。嘉庆十三年（1808年），又命浙江府学教授汪本“校其书目、金石目，并刻之”，他自己也撰了一篇《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对天一阁的历史及范氏家风作了概述，并对如何发展、完善天一阁的藏书提出了希望。（31）次年，阮元在友人的建议下，在杭州立书藏于灵隐寺，“造木厨以唐人鹫岭郁茗荛诗字编为号”，并亲定九条“条例”，对藏书、阅书、编目、管理等均有明确规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元又立焦山书藏，而分号、编目亦大同小异。（32）阮元在道光三年（1823年）写的《研经室集自序》里说：他的诗文集《研经室集》分为四集，其一“则说经之作”，其二“则近于史之作”，其三“则近于子之作”，其四“则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谓文者”。从这里，一是可以看出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兴趣至为广泛，因而成就是多方面的：一是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撰述的分类、编次是很仔细的。
    诚如《清儒学案·仪征学案》序所云：
    乾嘉经学之盛，达官嗜宿提倡之力为多。文达早跻通显，扬历中外，所至敦崇实学，编刻诸书类多，宏深博奥，挈领提纲；《研经室集》说经之文，皆诂释精详，宜乎为万流所倾仰也。
    这一段话，用来概括地说明阮元在学术文化上特别是在历史文献学的成就和影响，还是言简意赅，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