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概述了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主要成就之后，这里，我想进一步探索有关阮元的历史文献学之学术渊源、成功奥秘和历史影响等几个问题。
    白寿彝先生认为：“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始的。”（33）我很赞成白寿彝先生的这个看法。从阮元的学术生涯和治学旨趣来看，一方面，他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汉学大师；另一方面，他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又不只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所谓清代汉学。是否可以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特别是从历史文献学上说，阮元是总结了古代所谓汉学和宋学的人，因而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总结者之一。道光三年（1823年）阮元六十岁时，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他在大半生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指出他在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方面都成绩斐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人之辨，总才学之归”（34）。这里，说阮元的学术“汇汉、宋之全”这个看法很重要，说明当时的人也不把阮元看作是单纯的汉学家。关于这一点，也不单是龚自梅的看法，阮元之子阮福就认为父亲是一个“持汉学、宋学之平”的学者。（35）就是阮元本人，也是一方面推崇许慎、郑玄，一方面又说学海堂士子“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没有把汉学、宋学暨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在历史文献学上，阮元承宋人创始者甚多，他对《太平御览》的推崇和重刻，他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颇得力于宋十行本都是极明显的例证。不仅如此。阮元甚至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是继承和发扬宋人的事业。他对于宋代金石学家吕大防、王俅、薛尚功、赵明诚、王顺伯等很是推崇，说他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是“续薛尚功之后”（36）。嘉庆七年（1802年），阮元在吴中得到《王复斋钟鼎款识》一书，异常兴奋，特意写了一篇跋文，对王复斋（顺伯）的“行谊学术”赞扬了一番。（37）再说，阮元治学亦并非不重大义。论者评阮元“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38）。可见阮元并不是一个囿于小学和考据的人。是否可以认为：如果说阮元在经学上是更多地继承了汉人的传统的话，那么他在历史文献学上则更多地继承了宋人的事业。
    至于说到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成就的奥秘，前文已有所涉及。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发凡起例上的创见。发凡起例，这不只是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大凡凡例的制订，总要受到一定的思想和学识的支配。阮元极重凡例，他主持编纂的著作，大多有详细的凡例。如《畴人传》只是一部四十六卷的书，部帙并不大，但涉及的问题很多，所以阮元制订凡例十八则，对天文、历算的源流和地位，本书的缘起，所据史料、记述体例，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编纂过程都一一有所说明。读了《凡例》，本书主旨、特点，均可了然。《经籍纂诂·凡例》二十二则，堪称阮元所制订的各书凡例中的杰作，它不仅对全书的编纂起到了指导和规范的作用，而且也使这部工具书极便于读者使用。钱大昕称其书曰：“（阮元）手定凡例，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序布列，若网在纲”（39）。王引之说：“（阮元）手定体例，逐韵增收，总汇名流，分布类辑……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40）阮元所订《经籍纂诂·凡例》的周密、严谨、实用，是世所公认的。《皇清经解》这部卷帙浩大的书，仅以五则凡例统率、编次而成。其《凡例》第一云：“是书学海堂原刻，以著书人先后为序，于《十三经》外兼取《广雅疏证》、《说文解字》诸书，集成千余。兹以《十三经》为序，一经一部。《春秋》一部，另列于《三传》前；《大戴礼》一部，列《礼记》前；其余天算各书及单辞只义、不专属某经者，又分二十二门，另编一部，名曰《群经各种》，合之《十三经》，计十有六部。”这一则凡例，就把本书的文献、编次和结构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群经各种》这一部的设立及其分门，更显示了编纂者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苦心孤诣。要之，这一些凡例的制订，一方面反映出阮元严谨的学术风格，这在今天也还值得提倡；另一方面反映出阮元在学术组织工作上的才能，通过凡例的制订及实施，他极其合理地甚至是艺术地把各种人才组织到一起，来完成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著作，或使许多课题可以同时进行。这两个方面，在今天的学术组织工作中，都还有实践的价值。
    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之历史影响，从《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直到今天仍为治古籍、古史者不可或阙的书来看，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评价。但其历史影响当不止于此。前面讲到《学海堂集》从初集到四集，经历了六十余年，这也是一种历史影响。这种历史影响，从《畴人传》的编撰和续作，可以看得更加明显。阮元撰《畴人传》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年）。它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第一部科学史著作。全书四十六卷，包含中国科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科学家三十七人，合计二百八十人。阮元撰《畴人传》是慨叹于当时“九九之术，俗儒鄙不之讲”的学风；而在他看来，“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学，斯为大矣”（41）。《畴人传》的史料本于正史或其他文献，故亦带有明显的编辑文献的性质。真正属于撰作的，是传中的“论曰”，约一百三四十篇。“论曰”或评论某人，或阐发某问题，也有的是考镜源流、意在贯串沿革，反映出撰者在这个领域里的独立的见解。《畴人传》的历史价值，与其说是在于它本身，毋宁说是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道光二十年（1840年），数学家罗士琳撰《续畴人传》六卷。这时，七十七岁的阮元已退休家居，他高兴地为此书写了序。光绪八年（1882年），海盐张敬将《畴人传》与《续畴人传》合刻为袖珍本，名曰《重刻畴人传正续》。光绪十二年（1886年），精于算学的浙江钱塘人诸可宝复撰成《畴人传三编》七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沣州人黄钟骏再撰《畴人传四编》十一卷、附卷一卷。在《畴人传》问世后的百年中，续撰者迭起，这恐怕是阮元始料所不及的。这自然是时代使然。诚如光绪年间的徐用仪说：“自泰西诸国通市以来，风气日开，留心时务者，以算学有裨实用，莫不潜心参究焉。”（42）这跟阮元撰《畴人传》时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一个世纪中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梁启超在讲到这几部《畴人传》时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人对于科学之嗜好性及理解能力，亦何邃出欧人下耶！”（43）这也是历史著作的一种启示作用吧。所以直到现在，当人们提及《畴人传》时，还说：“中国之有科学史，此其嚆矢也。”（44）从这一点看，阮元是不自觉地扮演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的角色。
    阮元一生在政治上的得失功过，本文原不打算涉及。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固然成就卓著，但也有一些需要辨析的地方，因篇幅所限，这只有留待以后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