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温所犯实为结党之罪
    骆统为张温作的申理，被宋代叶适称为“字字可考”，⑧实际情况怎样呢？骆统说孙权不该提起暨艳家族的历史问题，但是骆统所辩并非孙权所着力表达的内容。孙权不是说张温不该交接暨艳，而是不应与之私相勾结。关于暨艳，孙权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说这个人不可接近。孙权的重点不在两人交接这个事实，而在于交接之后要实现什么目的。张温交接暨艳与朱治、朱据等任用暨艳有本质的区别。张、暨二人在举荐士人过程中的行为，构成结党之罪。骆统要么误解，要么强辩，此辩并不具有针对性。
    张温在蜀汉为殷礼树立名声，尔后又进行不恰当的署置，在孙权看来就是卖恩弄权，营立小集团，结党谋私。骆统在申理时，对于张温署置殷礼、许诺贾原、拉拢蒋康等行为选择回避，单就称扬殷礼一事进行开脱。骆统认为张温在蜀汉称扬同僚不但有利于昭示孙吴富于人才，而且与古代贤达同轨。张温的行为被比作春秋时代晋国赵孟对随会的称扬，被比作楚国王孙圉对左史的赞颂。骆统的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赵孟称扬随会时，随会已经去世；王孙圉视左史倚相为国宝，并没有因此拔擢他。⑨事实上，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多是“传袭”的阶级，若无变故，往往职终其身。⑩大致说来，因为极少改变被称誉者的阶级和利禄，春秋时的称扬大多出于敬仰，关乎名誉；因为朝廷征辟以声名优异作为条件。两汉时期的称扬关乎出仕、拔擢与升迁，故而每每与党援纠结在一起。张温先与暨艳交接，然后在选拔考核过程中上下其手，先为殷礼树立名声，然后不循常规予以提携，走的正是东汉党人的路子。暨艳出自吴郡，系《三国志》明言，其后世亦居吴地。(11)殷礼其人，《三国志·顾邵传》有非常简略的记载：“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云阳殷礼起乎微贱，邵皆拔而有之。秉云阳太守，礼零陵太守。”洪颐煊曰：“吴主嘉禾三年，诏复曲阿为云阳，当是改县在前，置郡在后。”(12)钱大昕案曰：“云阳县即汉吴郡之曲阿，嘉禾三年更名，其置郡当在嘉禾以后也。《晋志》叙吴所置郡，不及云阳，盖不久即省矣。”可见，殷礼亦为吴郡人。(13)根据朱子彦先生的研究，地缘与血缘一样，都是群体结合的凝聚力，“东汉时，士大夫以地交朋党更为风行”，“党锢之祸以后，士大夫地域分野更为普遍”。(14)张温与暨艳、殷礼之间，正是这种以地缘为纽带的结党关系。
    孙权在处罚令中提出三个实证，对于定张温的结党罪非常重要。骆统举出王靖作为反证，想用王靖与贾原、蒋康在实力上的差别，推翻这个定罪，很明显不能达到目的。骆统的申辩暗含一个前提：结党者都愿意拉拢实力强大者构成结党集团，既然王靖实力强于贾原、蒋康，所以张温如果结党更应该拉拢王靖。骆统从张温攻击王靖的事实出发，从而推翻张温有结党之罪。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因为他的大前提有问题。结党者要构建一个堡垒，以维护小集团利益，要使堡垒坚固，除了需要岩石，也需要石子。岩石抵挡重力冲击，而石子则可以填封罅隙。下层官吏结党，固然希望依倚大靠山，而权臣结党则需要各种官吏遍布朝野。张温不与王靖结党，未必不与贾原、蒋康结党。叶适说骆统的上疏字字可考，现在看来未必如此，至少在最重要的方面未能否定孙权定下的罪名。
    五、暨艳遭遇的是酷吏的悲剧
    黄武三年，孙权先是严惩暨艳、徐彪，令其自杀，然后禁锢张温，而暨艳任职选曹出于张温引致。之前，张、暨二人联手共奏丞相孙邵事，致使后者请辞。这些都给人一个印象：张温受到暨艳的牵连。前面提到的诸家观点，都倾向于把张、暨合为一案，而合案的结果就是更不容易看出张温案的结党性质。
    与今人主张合案不同，清代赵一清认为张温另有所犯，与暨艳案牵连一起只是吴主孙权从重处理张温的一种权术。“吴王假以示意其刻骨之恨，故在表辞以暨艳事坐温者，温方为众望所归，欲移众之怨艳者使之怨温，又吴王之谬术也。”(15)赵氏虽未明言张、暨所犯竟为何罪，但是其意暨艳罪重怨深，而张温所犯较轻，张、暨合案本非适当，是孙权的权谋。王鸣盛则更进一步，“温聘蜀还，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权既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太盛，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幽之有司，下令云云。”(16)王氏认为张温歌颂蜀政过度，触冒孙权嫌忌，成为禁锢终身的真正原因。暨艳案、延误军机与卖恩署置都是表面的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张温在蜀国的表现。王鸣盛不认为结党是张温覆败的原因，与本文歧异，但是他认为张温与暨艳所犯不同，则为共识。
    其实，与张、暨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他们牵连在一起。《三国志·朱据传》载：“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汙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朱据力劝暨艳，并不涉及张温。《三国志·陆瑁传》载有传主对暨艳的劝导。陆瑁认为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加以王业始建，英雄崛起，瑕瑜并出，所以暨艳应致力于“沉爱”与“弘济”，放弃善恶异流、厉俗明教的路子。在陆瑁的劝导中，同样没有涉及张温。暨艳的遭际与秦时的商鞅、汉时的酷吏相仿。首先，他们都一度得到帝王信用。商鞅变法、酷吏苛治，都因为得到任用。王温舒任广平都尉，任用奸猾豪敢者为爪牙，推行残酷之治，武帝得知后，反而迁为河内太守。严延年任涿郡太守，大开杀戒，吏皆股弁，郡中震恐，但是三年后，反而迁为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暨艳让人不满，让人担忧，在于他不是无所作为的官吏。他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改革现状，触犯权贵，说明他得到孙权的信任和支持。暨艳和张温联手奏事，致使丞相辞位，可见他在孙吴政坛曾经处于怎样的位置。其次，酷吏在君臣之间，倾向于君而不遗余力地打击臣。《汉书·郅都传》言，“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汉书·义纵传》言“直法行治，不避贵戚”，《汉书·田延年传》言“延年按剑，廷叱群臣，即日议决”以及董宣对抗湖阳公主，都为痛击群臣的明证。酷吏之酷，主要在于他们严苛执法，草菅人命，但是酷吏往往可以用来对抗重臣贵戚。义纵“捕按太后外孙脩成子中，上以为能”，郅都苛待临江王，景帝反而加以佑护，可见他们所为，实际上合乎帝王意愿。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帝王借重的力量，假手他们来解决棘手的难题。孙权统政后期，功臣握有军政大权，功臣之间甚至存在结党关系，而且功臣与皇室往往存有姻亲等亲近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迫切需要酷吏来监管、打击、削弱这批功臣贵戚势力。暨艳考案重臣以及郎署，其实合乎孙权需要。最后，虽然他们为人为政皆有可观，但是在难题解决之后，他们大都遭遇悲惨的结局。郅都为人勇而有气，公正廉洁，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确为忠臣，但是忠诚的“苍鹰”终究死于非命。董宣之死，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虽有此叹，但是董宣终究死于县令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