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议会民主制在印度大众政治生活中已扎下了根底,运作基本正常。虽然这个制度还很不完善,广大下层民众(低种姓印度教徒)还没有真正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多少好处,但它激起了他们参政意识和竞选热情。第一届大选有1.73亿成年投票人参加投票,59个政党(全国政党14个),17000名候选人竞选3800个人民院和邦(省)议会议席。(注:B·N·潘迪:《尼赫鲁传》,第304页。)至1996年5月第十一届大选时,参加投票的选民猛增至5.9亿人。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达443个。对此,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美国则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和鼓吹西方议会制样板的“民主橱窗”。(注:美国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延顿称许印度的政治制度已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 2)由于实行和运作了这一制度,它使南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民族矛盾和教派斗争错综复杂的国家--印度,基本保持了政体的稳定和国家统一。虽然在大选中时常发生暴力冲突和选举舞弊现象,但独立以来,印度还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或出现军人政权的局面,仅在英·甘地总理执政时期,实行过紧急状态(1975-1977)。这不能不说它是印度模式的一大特点。 3)与西方欧美国家两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度有所不同的是,印度的议会制具有东方“新权威主义”色彩。即一党主政,多党并存的特点。半个世纪来,国大党独霸印度政坛长达40多年,占有绝对优势,直到第十一届大选才告结束。究其原因,即有历史、国际国内因素,也有家族、个人因素。这已为人所共知,无庸累赘。简言之,是时代造就,是国大党领导印度人民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 4)印度历届大选表明,实行真正的大众民主的道路还是漫长的、艰难的和曲折的。然而,下层人民所发出的这一呼声将会越来越强烈,竞争也将更激烈,因为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为经济权益、社会地位而斗争。 5)从世纪之交至21世纪,印度政坛格局不再会是国大党一党主政,而是三足鼎立。代表世俗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和反映印度教教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以及代表社会进步民主力量的左翼阵线联盟,这三股力量将是角逐印度政坛的主要角色。 三、世纪之交印度政坛格局的演进与走向 与西方英美国家相比,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历史十分短暂的,仅仅半个世纪时间,(注:1997年8月15日是印度独立50周年。)如果简单划分一下,则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一些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印度政局的发展与走向,它从一党为主,多党并存的态势,走向国大党统治时代的结束,三足鼎立格局的呈现。 先看第一阶段(1947-1977年)的情况。在这个阶段里,印度完成了制宪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议会选举的实践。一共进行过5次大选(1952年2月-1976年2月)。它的主要特点是:1)国大党作为全国性的大党,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宰地位,全国没有一个政党能与之抗衡,平起平坐。它体现了印度议会民主制中的一党为主,多党并存的特点,这是与许多东西方国家出现的两党争雄或两党轮流主政有所不同。2)这个阶段也是国大党权力与声望处于顶峰阶段,从5次大选结果看,国大党在人民院中获得的议席均超过半数以上,最高的获361席(第三届),最少的283席(第五届,刚过半数)。其赢得的议席占人民院总议席的比例是54.5%-74.5%,可算是“一花独秀,倾压群芳”。在这30年里,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先后出任总理,父女两人主政印度长达28年时间,这也是南亚国家家族政治的一大特色。“尼赫鲁时代”和“英·甘地时代”的相继出现,反映了国大党的政通人和,内政外交的政绩和民心的归向。3)国大党的成功也潜伏着它的失败,内部权力之争与英·甘地内外政策的偏离轨迹,导致她权力跌落,印度政党政治开始向多元化倾斜。 再看第二阶段(1977年3月-1989年10月)的情况,在这个阶段里,共进行了3次大选(第六、第七、第八届)。第六届选举结果是:人民党(注:人民党(Janata Party,简称JP)成立于1977年1月,主要由印度民众党、人民同盟、国大党(组织派)和社会党等联合组成。)获胜,获299席,国大党由于内部分裂和政策失误而遭受挫折,国大党(英)获152席;国大党(民主派)获28席,两者相加也只有180席,失去独立组阁资格。政权落入人民党手中,(注:先由穆拉尔吉·美奇霍季·德赛(1896-1995)出任总理(1977年3月-1979年7月);后由查兰·辛格继任看守总理(1979年7月-1980年1月)。)由国大党一党主政开始向多党政治过渡。然而,由于人民党内部各派利益不同,好景不长,这给国大党英·甘地派创造机遇,使她东山再起,在第七届大选中一举夺得351席,再度登上总理宝座。1984年10月,英·甘地遇刺身亡后,印度人民出于对国大党及其儿子拉吉夫·甘地的同情,使国大党(英)在第八届大选中再显雄风,一举获401席,但这并不反映国大党(英)的真实力量,只是虚假现象。印度议会政治的多元化到了第三阶段就日趋明朗化了。 最后,第三阶段(1989年11月-1998年1月)的情况。这一阶段也进行了3次大选(第九、第十、第十一届)。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印度人民院大选中连续3次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过半数的议席,史称“悬挂议会”。国大党虽有一定实力,但所得议席却停滞在200席上下,实力不断削弱,威信不断下降,失去了尼赫鲁家族昔日的光环,没有能涌现出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各反对党虽然也经历不断分化、改组和发展,但目标一致,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对付国大党(英),决心把经济改革势头正浓的拉奥总理拉下马,这一目标终于在第十一届大选中得以实现。因此,这一阶段,国大党(英)遭受最大的挫折是,它失去了在印度全国政治生涯中的主宰地位。 印度第十一届大选结果表明,世纪之交的印度政治态势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这就是:1.国大党(英)一党长期主宰印度政坛的时代宣告结束;2.印度人民党迅速崛起,(注: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BJP)在第八届大选(1984)中仅获2席;第九届(1989)猛增至89席、成为人民院中第二大党;第十届(1991)议席继续增加,获119席。至第十一届(1996)大选,一跃而荣登政坛第一大党,获162席。该党在90年代初拥有400多万党员,并计划发展到1000万。)一跃而成为人民院第一大党,与国大党势均力敌,且略占上风,对印度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全国左翼阵线联盟成为印度政坛的第三股强大力量,足以同国大党(英)与印度人民党相抗衡。三足鼎立的政治新格局开始形成。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印度政治未来发展的态势基本定格。这三大政治力量在今后岁月里,虽会互有消长,但印度议会的多元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时代则是新世纪印度议会运作的主要形式,一些国际问题观察家,把这一现象称谓“意大利政治模式”,即它的特征是,政局不稳,内阁更迭将会变得更加频繁,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独立驾驭局势。 除此之外,印度未来政治发展还具有下列这些特点:第一,国大党(英)虽然丧失执政党的地位,但它仍不失为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在威摄的政治力量,主要表现在:1.它成功地阻止了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上台;2.左翼联合阵线联盟领导人之所以能顺利地组阁,全得力于国大党(英)对其的支撑,条件之一是,新政府将继续推行经济改革;3.大选后,国大党(英)在政治上会出现一段“休克”时期,一旦党内派系倾轧和内讧消除后,(注:第十一届大选失败后,国大党(英)内演出了“逼宫”戏,强烈要求拉奥辞去党的主席职务。1996年9月23日,80岁高龄的凯斯里当选该党临时主席,后任主席。1998年3月9日被迫辞职,由索妮娅·甘地取代。)它有可能重新集聚力量,东山再起,另组以它为主的新政府。 第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印度教族主义势力的滋长。在大选中它重拾教派主义旗帜,以印度教主义作为动力,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价值取舍方面,以印度教主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这是一种变相的“唯印度教主义至上”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注:印度人民党在竞选中提出“印度塔瓦”(Hindutava)的口号,意为坚持“印度教特性”思想,反对异化,提倡净化。)它在捍卫传统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文化侵袭的口号下,对广大印度教徒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然而,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任何带有鼓动教派主义情绪和政治主张,势必引起民族纠纷、教派对立和冲突,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而这正是国大党(英)和左翼联盟进步力量不乐于看到的。因此,印度人民党的成功也预示着它的失败。该党领导人瓦杰帕依在初次问鼎总理宝座后,知难而退,主动下台,成为印度政坛史上第一个昙花一现的短命内阁。它反映了世俗主义与教族主义之争,在今后印度政治生活中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第三,由高达和古杰拉尔总理先后领导的联合政府是一个由14个政党组成的松散联盟。除人民党、印共(马)和印共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外,余者多为小党、地方性政党(在人民院占60席),难以成气候。联盟内部缺乏深厚的合作基础,各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利益所在不尽相同,内部派系众多,尚未形成一个共识的施政纲领,相互摩擦和猜忌难以避免。它们之所以仓促联合,主要是与国大党合力,阻止印度人民党上台。一旦国大党撒手而去,不再支持它,则联合政府难以支撑下去,就会垮台(古杰拉尔政府已于1997年11月28日辞职就是例证)。 第四,印度政治发展地区化,地方势力的日趋膨胀。拉奥政府下台前的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进,为地方党派势力谋求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大选前后,一些地方势力集团为争取更多的参政权,纷纷拉起山头,参与竞选。从而出现政治角逐的重心从中央向地方邦一级倾斜。联合阵线的组成即为一例。 第五,种姓斗争政治化,低种姓与高种姓矛盾日趋尖锐化。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大特征,在印度社会中已存在2千多年了。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废除贱民制度,但当今印度社会仍然存在着种姓问题。近几年来,种姓因素在印度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调查,目前全印度约有3743个低种姓,其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2.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低种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也有所变化,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参政议政,入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与高种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要求分享经济改革实惠的矛盾十分突出。低种姓为了改善、提高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组成种性集团和政党,(注:其中有共和党、困豹党和多数人协会党等。)积极参加竞选。 当前印度第十二届大选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着,国大党(英)为了重振雄风,有意重新打出“尼赫鲁王朝”家族政治的王牌,将拉·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推到前台,以摆脱政治困境。经过再三权衡,索尼娅已同意出山。世纪之交,印度政坛将由谁主政,人们将拭目以待。(注:1998年3月初大选揭晓,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获252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3月15日,瓦杰帕依再次当选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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