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谁来领导现代化，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现代化的领导权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领导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再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他们说：在现代历史的早期，“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生产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社会变革是由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的，“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清楚的语言表明新兴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力量，新社会的基础由新社会力量来奠定。
    汤因比从文化历史观出发，也得出非常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一个文明由于失去活力而陷入僵止状态，当这种僵止的社会受到内部或外来的“挑战”时，它必须被激活，才能成功地实行“应战”；而被激活的过程，“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了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文明社会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了解，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汤因比所谓的“无产者”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所说的“无产者”是指从旧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力量，即新生力量。因此，在汤因比那里，从旧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以新生力量脱离旧统治者为标志，新社会力量主导着历史的潮流。
    这样，作为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工业文明取代前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理应由“新兴阶级”或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从理论上说，这完全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现代化早期的实践，比如英国、法国就是这样。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态却有可能走形，现代化也可能由旧社会力量来领导。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现代化越成为潮流，由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实例就越多。但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现代化的目的是保住自己原有的地位，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社会秩序中争取主动权。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地区就出现由旧社会力量领导的现代化运动，20世纪以后，这种现象则越来越普遍。
    但是由旧统治力量领导现代化往往不成功，这里要求有激烈的角色倒置。现代社会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往往与旧统治者格格不入，顺应这些现代性是很困难的。其次，这里面始终有一个领导权问题，而现代化的本质倾向于新的社会力量。只有在新的社会力量软弱而旧的社会力量能最大程度地顺应现代性的条件下，旧统治者领导的现代化才可能取得某种成功。但这种成功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角色的倒置有可能引起灾难。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最早例子是德国，而德国正是这种灾难的实例。
    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学者不承认德国现代化是一种“保守的现代化”，（注：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1978,p.44.）“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注：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00.）应该说，“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的基本特征，就是旧统治集团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但是，旧势力如何在德国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这样做对国家又有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德意志发育不全
    旧势力在德国把握现代化的领导权，其基本原因是德国的新生力量太软弱。还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就对德国资产者无力领导德国现代化做过准确判断，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所以，“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注：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但德国资产者怎么会“连自己的公民自由……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旧制度的尾巴？这就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原因了。简单地说，德国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最初机遇，而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在现代化道路上成了后来者。
    在历史上，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先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家，英国、法国等都是这样。德国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却挫折重重，这使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962年，鄂图一世奠定“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它据说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共同国家。然而事实上，帝国从来就分裂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由各国“邦君”实行事实上的统治。德意志皇帝从11世纪起就号令不动诸侯了，相反还时常受到诸侯的挟制。
    16世纪，西欧已出现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也因此而强大起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归功于专制王权的出现，因为正是专制王权强行粘合了民族，使民族统一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德意志也很早出现专制制度，但它是以邦国为基础形成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却反而因此更难产生。邦国的专制制度加强了诸侯的分裂势力，民族统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17世纪初，德意志出现一次统一的机会，德意志皇权几乎就要统一国家。然而这次机会却白白地错过了，德意志甚至变得更加分裂。这次机会就是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几次打败新教诸侯，非常接近于赢得战争。但战争终究还是失败了，诸侯并不愿意皇帝取得胜利，西欧各国则不愿德意志获得统一。每当皇帝在战场上获胜，更强大的敌人就会卷入战争，战争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但越打下去，就越具有民族战争的特色。最后，当同样是天主教堡垒的法国站到新教同盟一边与皇帝对阵时，民族战争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然而皇帝却对此几乎无所认识，他始终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新教，每次他把新教打败，就对新教徒实行不妥协的宗教政策，这就迫使新教徒不得不一再聚集到新教诸侯甚至外国侵略军的旗帜下，拼死反抗皇帝的迫害。纵观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几乎还没有萌发，因此当参战的各国都已经是民族国家时，被碾碎的就只能是德意志。战后，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了300多个大小诸侯国、1000多个帝国骑士领、几十个帝国自由市，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实体，其存在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奥地利的皇帝再也不能统一德意志了，他现在“只是德意志君主中的一员，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其中最强大的一员。”（注：Max Beloff,The Age of Absolutism,1660-1815,London,1971,p.104.）
    从三十年战争可以看出：德意志从一开始就没有让新社会势力登上舞台。在英、法这些国家，专制制度是王权与市民结盟的产物，在德意志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同盟，皇帝狂热的宗教情绪使他与城市始终对立，而“国家利益”在皇帝那里似乎还未曾存在。在一些国家，新教曾经是民族认同的触媒，在德意志却被诸侯利用了，他们借宗教改革来对抗皇帝的权力，使统一的意图不可实现。在三十年战争中，皇帝和诸侯始终握有主动权；三十年战争后，尽管德意志更加分裂，诸侯的权势却更加增长，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洛赫所说：“各邦诸侯，无论其邦土大小如何都一样地创立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专制主义政权。”（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页。）这样，在跨进近代国家的门槛时，德意志一开始就发育不全：它有专制，却不能统一；它专制力量强大，统一的可能性却反而因此而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被推迟两百年才最终出现，德国落后的种子在三十年战争中种了下来。
    三十年战争后，皇帝失去了统一德国的机会，越来越退回到他的家族领地上去，致力于构筑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越巩固，皇帝就越不能涉足于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因为君主国的多民族性是与统一德意志的民族目标相违背的，多民族的包袱使皇帝最终失去了统一德国的资格。这样，德国统一就必须由新权威来完成--但是，新权威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权威后来出现在普鲁士。普鲁士起初只是德意志东北部一个边防马克，后来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三十年战争中，选帝侯曾向瑞典国王请求中立但瑞典国王说：“中立是什么东西？我不懂什么叫中立。”（注：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瑞典有一支13000人的军队可以横扫德意志，勃兰登堡当然也无可幸免。这种情况使新继位的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1640-1688年在位）深受刺激，他决心按瑞典的模式建立常备军，靠军队的力量推行强权。1653年，选侯与庄园领主（即“容克”）达成协议，领主们取得向农民任意收取封建租役的权利，并主持庄园法庭、维护农奴制，选侯则在全国征收军事税，建立一支常备军。三年后，选侯手中掌握了一支18000人的军队，这使他建立了邦国内的中央政权，开始实行专制统治。这样一来，普鲁士的专制就是典型的旧统治力量相互间的结盟了，具体地说，就是选侯与容克结盟。我们在德意志近代史的早期一再看到旧统治力量间的结盟，这种结盟从一开始就把德意志的新生力量窒息在襁褓中，它对德国的命运造成致命的影响。
    不过容克国家并不守旧，相反却乐意接受新事物，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又是关键的一着。亨廷顿说：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的统治者认识到“传统的合法性现在较易引起质难，他们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在世界范围内，普鲁士旧统治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竭力想操纵历史的潮流。
    操纵潮流的第一次努力是“开明专制”，其代表人物是腓特烈大王（1740-1786年在位）。在腓特烈时代，专制主义已濒临死亡，英国的专制已被推翻，法国则正在酝酿震惊世界的大革命。然而在德意志，专制君主的使命似乎还没有开始：没有专制王权，由谁来统一国家呢？历史学家赫夫顿说：开明专制为“被剥掉了君权神授观念的君主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它再度合理化。”（注：Olwen Hufton,Europe:Privilege and Protest,1730-1789,Glasgow,1980,p.85.）这种“新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人民公仆”的理论，腓特烈大王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第一仆人”，“国家的第一公仆”。但公仆的意志却必须是国家的绝对意志，公仆要主宰国家！“公仆”理论虽仍然为专制王权声张合理性，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普遍欢迎，这些思想家据说是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在内，无不夸奖腓特烈的“英明”。（注：可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康德：“什么是启蒙？”）可见，“开明专制”让普鲁士的旧统治者安然渡过了一次合法性危机，它居然让普鲁士的新生思想界为之欢呼！不过，“开明专制”仍旧是专制，它只是用新思想来支撑旧制度而已。这种乔装打扮的旧制度能够在德意志维持下去，的确是德意志旧统治势力的一大幸运！
    但现代化的潮流使德意志旧统治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的冲击，拿破仑战争带给德意志无可估量的影响。随着法国大军的胜利挺进，西欧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如潮水般涌进德意志，使德意志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面对生死挑战，普鲁士发生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是又一次来自旧统治势力的主动变革，变革的结果是使旧势力再次掌握历史的主动权。当时，正如历史学家贝斯特所说：“敏感的普鲁士人可能对激烈变革所取的方向有争议，但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会不承认激烈变革的必要性。”（注：Geoffrey Best,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1770-1870,Suffolk,1982,p.150.）容克阶级显然看出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主动变革。
    既然改革由容克主导，那么就应该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它应尽量改造旧的社会结构，使它向新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容克的利益，其终极目标是使容克的统治更加巩固。这样一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目标后来居然是达到了，其做法是：“解放”农奴，同时规定赎买政策，农民要割让1/3-1/2的土地给庄园主，才能赎出其余土地的使用权并赎买封建义务。这样，农奴虽然“自由”了，容克却仍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通过土地占有而保留着对农民的治理权和司法权，并且通过农奴赎身取得了资金，今后便可以由他们来发展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对此，当代研究者其实说得很透彻：“不是一场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是由古老的庄园主阶级或者说它的国家所操纵的改革给它做好了准备”。（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3-504页。）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是普鲁士面对拿破仑冲击而发生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最充分地体现着所谓的“普鲁士道路”。由于德国统一要由普鲁士来完成，因此普鲁士道路对德国将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在德意志境内，各邦的反应多数是消极的，它们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顽固不化，普鲁士的变革是德意志境内最积极的事态，这让普鲁士占了历史潮流之先。但变革是由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的，这又为德意志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模式。
    三、争夺现代化的领导权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看出：在近代德意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旧势力都在起主导作用，新力量似乎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拿破仑的冲击却使旧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中，已存在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原有的数百上千个大小邦国、帝国骑士领和帝国自由市合并成38个半独立的行政单位，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不统一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孰先孰后的选择，那么按巴登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卡尔·冯·罗特克的说法：“我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而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4页。）这意味着新力量企图自下而上地改造德国，与迄今为止的德意志道路背道而驰。人们似乎很愿意尝试一下革命的方法，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30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