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胜利……为1918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5.）1860年代，普鲁士在容克领导下大获全胜；1918年，容克的失败终酿成大祸。如果在1918年德国就彻底埋葬旧势力，1945年的灾难也就不会再出现了。人们回顾德国的经历，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让旧势力掌握现代化的领导权。旧势力终究是旧势力，他们与新社会不会相容。他们总有一天要和新社会分道扬镳的，而这一天到来之时，就是国家的灾难降临之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像德国这样走上歧途的国家，其实并不只德国一个，这一点，正是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德国教训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