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关于协商体制的问题。行政部门同国会就接纳程序问题进行协商是难民法所规定的。按照行政部门的最初建议，只是在难民数量每年超过5万名及遇到紧急情况时才需要进行协商，而国会要求建立正规协商体制。参议院认为这应是“总统任命的代表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另外，从立法角度看，对协商不应有时间限制，起码不得少于15-30天。同时赫德尔斯顿还建议，举行听证会及发表相关报告是协商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提出类似的修改意见，但它首先要求总统代表应同内阁官员进行协商，其时间不宜过长，协商内容应编入国会记录；同时“移民、难民和国际法特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应参加协商事宜。更为重要的是，众议院提出在协商体制中增加立法否决权，即当每年接纳的难民总数超过5万名时，国会可以考虑行使否决权。众议员卡洛斯·穆尔黑德（Carlos Moorhead）认为参议院有关协商体制的措辞是“错误概念”，因为这一条款允许少数几个人来决定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也指出，在有关接纳难民超过预定数量的问题上，国会同行政机构采取联合行动是恰当的，因为宪法赋予立法机构管理移民事务的权力。霍尔茨曼对此持反对意见，她认为上述修正案将妨碍总统履行在难民问题上所承诺的国际义务，不利于美国对难民的接纳和安置。两院议员协商会的协商报告最后删除了关于立法否决权的建议，保留众议院关于协商过程的措辞。（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的计划及政策之评价报告》，第346-347页。）关于协商官员的归属以及职权问题，众议院认为协商官员应归属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其职权是协调负责难民事务的所有联邦机构的活动。参议院则坚持应由国务院协调难民政策。协商报告则建议正式设立难民事务协调专员，授以无所任大使衔，直接对总统负责。（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的计划及政策之评价报告》，第350-351页。）
    最后是关于难民入境身份和国内安置计划的问题。关于难民入境的身份，国会对此意见比较一致，两院建议给难民永久居留权，认为这有助于解决难民的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两院议员协商会同意，所有东南亚难民只要在美国居住满一年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关于国内安置计划，主要涉及负责机构的设置和权力转移这两个问题。关于前者，两院议员协商会同意建立新机构，在难民事务协调专员的指导下工作。关于后者，众议院建议将安置权从国务院移交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辩论过程中，一些主要的志愿组织反对这种安排。鉴于此，两院议员协商会做了妥协，同意在1982财政年度将安置资金拨给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但国会可要求总统继续研究此问题，决定哪个机构更胜任此项工作，并在1981年3月1日向国会报告研究结果；如果总统认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不是合适机构，他可另做指定。另外关于安置期限问题，政府建议从1981年4月1日难民法生效后为期两年，两院议员协商会决定为三年。（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的计划及政策之评价报告》，第350-351页。）协商报告于1980年2月26日分别在参议院（一致通过）和众议院（207票对192票）获得通过，3月18日由卡特总统签署，成为《1980年难民法》。
    同50年代的难民法和1965年移民法中有关难民的条款相比，1980年难民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重新确定难民的定义，并首次承认避难权。1980年难民法采用联合国的难民定义，规定一个身在外国的人，“由于种族、宗教、民族的原因，或由于参加了特定的社会集团，或由于政治见解的原因而受到迫害，有确切根据担心受到迫害而不能或不愿回国者”，均属难民。同时，1980年难民法首次承认避难权，并在法律中使用了“避难者”（asylee）这个术语。避难者必须符合难民的标准，但同难民的区别在于：避难者申请入境时他（或她）本人已在美国，如持有学生签证或旅游签证的合法入境者，或是在1980年以前非法入境者。1980年难民法还确定了计算难民和避难者的不同方法：前者在统计中是根据其入境年份，而后者是依据其申请被批准的年份，两者都可以在其入境或申请被批准的五年之后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第二，确定接纳人数和入境优先权的分配。1980年难民法规定每年接纳的难民将从17,400人增加到5万人，每年分配给避难者的名额为5000名；同时，1980年难民法还建立了处理紧急情况的正规而灵活的程序，特别是协商体制。关于难民入境优先权的分配，1980年难民法分为六类，其中规定第一至第六类优先权分别给予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占每年入境难民总数的20%），获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的妻子及其未婚子女（26%），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有突出才能和专业特长的人（10%），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10%），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24%），美国所需熟练和非熟练工人（10%）。另外，1980年难民法取消了“假释权”的使用，规定执行难民政策的机构是国会而不是行政机构，保证国会对难民事务的有效管理。
    第三，实行统一的安置计划，成立相关的负责机构，并由联邦政府提供安置资金，从而避免了以前的混乱现象。（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的计划及政策之评价报告》，第355-356页。）
    从1980年难民法的立法过程看，除美国决策者标榜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因素外，利用难民问题为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为美国外交战略服务，是制定1980年难民法最重要的考虑。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指出，东南亚难民问题向美国外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难民问题同军备竞赛、军事对抗一样，同样会破坏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美国难民事务协调专员维克多·帕尔米里（Vict-or Palmieri）也指出，接纳和安置难民有利于保持同美国友好的第一避难国的稳定，从而也有利于推进美国的外交目标。（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印度支那难民援助计划》，第367、369页。）
    三
    1980年难民法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后果和影响。第一，入境难民人数大量增加。从1971-1975年，入境的欧洲难民共30,786人，占入境难民总数的21%，亚洲难民为14,749人，占10.1%，而1975年以前来自越南的难民仅有7人，尚没有来自老挝和柬埔寨的难民记录。从1976-1980年，入境的欧洲难民为41,072人，占入境难民的10.5%，亚洲难民为195,934人，占49.9%，其中越南难民150,259人，占入境难民的38.2%，老挝难民21,689人，占5.5%人，柬埔寨难民7739人，占2%。1980年难民法通过后，东南亚难民人数急剧上升。从1981-1986年，欧洲难民为82,951人，占入境难民的12.6%，亚洲难民494,868人，占75.2%，其中越南难民达236,697人，占入境难民总数的36.5%，老挝难民104,199人，占15.8%，柬埔寨难民88,499人，占13.4%。在1987-1990年，来自东南亚的难民共147,413人，其中越南难民87,756人，老挝难民50,627人，柬埔寨难民9030人，另外尚有许多难民等待接纳和安置。仅在1989年，泰国就有43.7万人，马来西亚有10.4万人，菲律宾有2.7万人，香港有5.5万人等待接纳和安置。（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U.S.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特区1994年版，第12页。）
    大量难民入境导致这些族裔集团的人口增长率直线上升，远远高于同时期全美及亚裔集团的平均增长率。以越南人为例，从1980-1990年，美国人口平均增长值为0.9%，亚裔集团为6.9%，而越南人则高达9.2%。这样，越南人在亚裔集团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8.9%。（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Herbert Barringer,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93年版，第42页。）
    第二，相关族裔组织的成立和新的聚居区的形成。东南亚难民在其重新安置的过程中，相继成立了一些难民组织，主要有科罗拉多博尔德的“越南人联盟”、加州圣迭戈的“柬埔寨人协会”和艾奥瓦州德斯－莫恩斯的“寮族积极促进会”等。这些组织出版报纸，设立电话热线，帮助本民族的难民寻找工作和住房。同时，由于大量东南亚难民居住在西部和东北部，因而形成了新的族裔聚居区。1980年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居住在西部的人口，占各自族裔集团在美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是46.2%、45.7%和55.6%；到1990年，上述比例增长为54.3%、51%和57.7%。1980年9%的越南人、9.8%的老挝人和14.3%的柬埔寨人居住在东北部，到1990年，上述比例分别上升为9.8%、10.7%和20.5%。而1980-1990年居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上述族裔集团的比例平均下降了4-10%。（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第110-111页。）加州和德克萨斯成为东南亚难民居住的主要地区。1980年34.8%的越南人居住在加州，1990年则上升到45.6%；从1980-1990年，平均有11.3%的越南人居住在德克萨斯。（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第112页。）这种居住模式的重要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的族裔聚居区和民族经济。到80年代末，在加州奥兰治县和洛杉矶，有许多店铺由越南人经营。一些人在越南时就经营规模很大的企业，到美国后开设超级商场和联锁店，越南华侨多开餐馆和杂货店。1988年加州圣何塞市10%的居民是越南人，经营着该市40%的零售业。同年，加州奥兰治县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正式将该市一段地方命名为“小西贡”。（注：威廉·刘：《无路可走》，第170页。）老挝的赫蒙人、苗族人也在西部一些城市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族裔聚居区。
    第三，入境的大量难民面临着突出的社会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同其他亚裔集团移民背景不同的是，东南亚难民主要是由越南战争及战后各国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许多难民并不打算长期居留美国。197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41%的越南难民希望有朝一日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越南人聚集的加州，1980年越南人的入籍率仅为7%，是该州亚裔集团中最低的。（注：罗伯特·吉欧勃：《族裔关系与同化》（Robert Jiobu,Ethnicity and Assimilation），纽约州阿尔巴尼1988年版，第98-100页。）同时，大量难民入境是正值美国经济的衰退时期，大量难民的涌入使美国社会开始出现歧视和排斥东南亚难民的现象。甚至有人建议将东南亚难民关入保留地，在那里“教他们学会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礼貌修养”。（注：特里西娅·克诺尔：《成为美国人》，第192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东南亚难民在经济方面的处境也较为艰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东南亚难民多从事低收入的职业。1978年对越南难民的调查研究表明，越南难民一家之主中的30%在越南时曾是专业技术人员，15%属于管理人员；到美国27个月后其相应比例为7%和2%。而从事低收入职业的比例则不断上升，手工业者的比例从14%上升到30%，从事蓝领工作的则从17%上升到36%。（注：巴里·斯坦：《难民的职业适应：美国的越南人》（Barry Stein,Occupational Adjustment of Refugees,The Vietnamese in the United States），载《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第13卷第1期，1979年春季号，第28-29页。）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就业模式依然如此。以越南人最多的加州为例，1983年加州越南人的职业构成如下：高级管理人员占该州越南人就业总数的6%，专业技术人员为8%，上述指标同其他亚裔集团相比是最低的，而修理工、手工业者（15%）和劳工（26%）占就业者的比例则是所有亚裔集团中最高的。（注：罗伯特·吉欧勃：《族裔关系与同化》，第85页。）
    其二，东南亚难民就业时遭到歧视，失业率高。由于就业困难，接受政府资助的难民比例逐年上升。根据1978年6月的一份调查，1975年18.8%的难民接受政府资助，1976年为38%，1977年为44%。（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印度支那难民援助计划》，第363页。）1987年加州的苗族人和赫蒙人的失业率高达90%，3/10的赫蒙难民家庭依赖公共救济长达4-10年之久。难民还面临就业歧视的突出问题。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阮涣泉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越南人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威胁，特别是作为廉价劳力的时候。”（注：特里西娅·克诺尔：《成为美国人》，第192、196页。）由于思乡、失业及社会歧视，许多东南亚难民患上了“猝死症”，死者基本上是30-50岁的男性。（注：罗纳德·高木：《来自不同海岸的陌生人》，第465-466页。）
    综上所述，1980年难民法实施后，美国虽然接纳和安置了大量东南亚难民，客观上使这些难民免于战乱的纷扰和其他迫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考虑，但美国制定1980年难民法的出发点是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的。因此在接纳和安置难民的过程中，没有通盘考虑美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东南亚难民的影响和冲击，以及这些难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问题；对东南亚难民进入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去缓解这些矛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随着入境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谋生和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同其他族裔集团的关系，仍是东南亚难民和移民所面临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