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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渗透(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杨巨平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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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不会孤寂存在,“希腊化”文明也不例外,它在本身形成发展的同时,同样与周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如果把“希腊化”文明的范围限于希腊-马其顿人长期直接控制之地,那么西地中海的罗马,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基泰人,小亚的本都、俾提尼亚、卡帕多西亚、亚美尼亚,里海东南的帕提亚,东亚的中国,西亚比非一线的阿拉伯、努比亚等,都是“希腊化”文明的毗邻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希腊化”文明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规模、深度都难以与希腊化世界内部的交流渗透相比,它主要是通过和平的、潜移默化的、由近及远的、纵横交错的方式来进行。这里主要以“希腊化”文明的西邻罗马与东邻中国为例来加以说明。
    罗马的西西里、南意大利从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是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应该说,这两个文明早有接触。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学生,这一点连罗马人也不否认,但“教育罗马的不是旧日的希腊,而是同代的希腊主义”,(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1952,P1.卡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通常以为罗马是希腊的学生,但人们经常忘了恰恰是希腊化时的希腊而非古典的希腊,才是罗马的真正老师。”M·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 to 146 BC.London,1972,P375)也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化”文明。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开始对南意大利、西西里、东地中海征服。公元前2世纪到前1世纪,马其顿、拍加马、塞琉古、托勒密4个希腊化王国相继沦入罗马军团之手。罗马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发生了长期的、直接的冲突。在高度发展的“希腊化”文明面前,罗马人自愧弗如。他们采取了拿来主义,为己所用。罗马将军的个人崇拜在公元前2世纪初就已出现。(注: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Flaminlnus.1949)希腊语在上流社会风行一时,亚历山大里亚的诗歌成了罗马诗人的创作典范,雅典的悲剧、喜剧经过改编在罗马上演。罗马哲学实则是希腊化哲学的一部分,斯多亚派哲学、伊壁鸠鲁哲学都被罗马人继承发扬。罗马城出现了来自叙利亚、小亚、埃及的神祗。当然,罗马人并非机械模仿,照搬因袭,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和需要有所选择。罗马的喜剧吸收了希腊化新喜剧的情节,体现的却是罗马社会的特征。罗马采用了希腊建筑中的柱式结构,但只把其当作一种装饰。罗马人建了不少剧场,却不像希腊人那样依山兴建,而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王国,但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化”文明所俘虏。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西对此深有感触。(注:Horace,To Augustu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P156~157)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由于孤悬远东,一度被古史学家置之不顾。然而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证明这里及他们后来统治过的印度西北部都是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样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注:关于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地位,有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塔恩认为:印度-希腊人的历史是希腊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拉因则认为“是印度史的一部分”。Tarn,The Greeks in Baotria and India.Cambrige,1951年版“导言”;A·K·Narain,Indo-Greeks.Oxford,1957,P10~11)如前所述,他们具有与其他希腊化王朝大致相似的特征。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在这些地区3个世纪的活动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重大。正是通过他们,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才能在亚洲腹地相逢,尽管这种接触珊珊来迟。斯特拉波认为,巴克特里亚国王尤赛德姆斯(?-公元前196)曾向Seres 和Phryni扩展。(注:Strabo,Geography.C.516)对这两地之所指古代作家说法不一,今人多认为Seres泛指中国。Phryni,有人认为指匈奴,但匈奴此时还未发展到天山南北,离巴克特利亚尚远。故有学者认为Phryni可能是喀什-叶尔羌或和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注:Tarn,The Greeks is Bactria and India.P85)这次扩展的结果使巴克特里亚得到了中国的镍。究竟它是如何得到,不得而知。按他扩展的方向与他控制的东界(弗尔干纳),巴克特里亚与中国西汉的疆域趋于接近,这可视为此地的希腊人向中国方面靠拢的尝试。公元前138年,中国的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10年后辗转到达月氏、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此时大夏的希腊人王朝已不存在,且此地已成为月氏的藩属。张骞此行联系月氏抵抗匈奴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手资料。据张骞,“大夏……有城邑,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其都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史记·大宛列传》)由此可知,此时大夏已非统一王国,各城分立,力量弱小,但商业繁荣。这些城邑当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统治时所建。一般认为,巴克特里亚王国亡于公元前140至前130年之间,这距张骞到达为时不远。而且1966年在阿姆河畔的阿伊·卡努姆城市遗址的发掘已证明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注:F·W·Walbank,Hellenistic World Glasgow,1981,P60~61)大夏位于印度与西方商路要道。此时商业贸易的继续说明它并未因希腊人转向印度而中断。张骞在大夏见到了经印度而来的中国的邛竹杖、蜀布,从而发现了中印之间早就存在的西南商路。印度西北部此时已被来自大夏的希腊人控制近达1个世纪,中国物产经印度到大夏,西北部是必经之地,希腊人对此不会无所知晓。因此,到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的物产已先于中国的官方使者到了希腊人的控制区域。华夏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已有所接触。遗憾的是张骞未能留下更为详细、明确的有关记载。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中国河南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玻璃瓶,此瓶出自亚历山大里亚,上有雅典娜的头像。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希腊人肯定从中国进口了他们需要的丝绸和其他物品,因为在塔克西拉发现了这时运去的中国的玉。(注: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85)他们对中国也一定有所了解,并试图与汉王朝接触。第一位和中国汉朝发生直接外交关系的印度-希腊人国王是赫尔迈欧斯(Hermaeus),他即《汉书》中的阴末赴。(注: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363~364)在汉使关都尉文忠的策划支持下,他从塞人手中夺取了罽宾,登上王位,臣属中国。后因拘杀汉使,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与之断绝关系。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时,又遣使来朝谢罪,汉仍拒之。由于失去汉的依托,不久(公元前30年左右),这个希腊人小王国就被塞人灭亡。阴末赴是印度-希腊人的最后一位国王,中国与印度-希腊人的直接交往随之结束。但希腊人与印度人在约200年的共处时间中所形成的具有“希腊化”文明特征的文化仍通过中亚不断地进入中国。塔里木是两个文明的交汇之处。公元初的3个世纪,这一带出现了印度的佉卢文书和希腊神像图案的印章。甚至在一木牍文书的封泥上出现了汉文篆字与西方式头像并列的两个印记。(注: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局1987年版,第63页。)这些希腊式神像与汉佉卢文一定是印度的商人或定居者带到此地的。另外,汉佉二体钱(又叫和阗马钱)也在此地发现,这种钱币以大夏-印度-希腊人的币为原型,一面汉文表明币值,一面佉卢文,表明王号、王名。佉卢文一面上多走马、骆驼图形,也有人物形象。有的汉佉二体钱显然是二次打压而成,有几枚即是从赫尔迈欧斯铜币的仿制口上再次打压的。(注:详见姚翔民编译:《和田汉佉二体钱》,月氏:《汉佉二体钱(和田马钱)研究概况》,均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这种以希腊式钱币为原型的汉佉二体钱反映了中国、印度、希腊三种文明的汇合。塔里木还是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窗口,斯坦因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木雕、石雕、地毡、绘画。在罗布泊,他发现一块地毡上有希腊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图形。有的地毡的边饰是希腊古典式的,中间却是有翼马的图案,而有翼马的图案在汉代雕刻中常见。这是中、希艺术混合的典型例证。在吐鲁番,斯坦因发现死尸的口中含有金币。置小钱币于死者口中是希腊人的古俗,类似现象在阿姆河外的游牧人遗骸中,在汉代匈奴古墓中均有发现。(注:R·L·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P490.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从希腊到中国,东西方文明交流“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最终还是得到实现。这是中希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骞的凿空,亚历山大的远征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匈奴为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汉王朝或战或和,关系持续了约300年。本世纪20年代,俄人科斯洛夫在外蒙诺颜山汉代匈奴古墓发掘中,不仅发现西汉末出自长安的漆耳杯,东汉时的毡子、丝织衣服,而且有希腊式的织物和图案。(注:W·P·Yetts,Link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Geographical Review,Vol.XVI,1926;林干:《匈奴墓葬简介》,均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375~412页。)从历史上看,匈奴与大夏-希腊人似无接触,但它在公元前176年左右打败月氏后,曾一度控制过塔里木盆地,与康居、乌孙关系频仍。这两地都是大夏-希腊人的近邻,匈奴有可能通过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而得到希腊式物品的。中国的、希腊式的物品在北蒙古相遇,足见文明的渗透力之深。
    公元前30年左右,苟延残喘于埃及与印度两端的希腊化王朝戏剧性地同时结束。“希腊化”文明作为一个实体不存在了,但它余韵犹存。如同它融汇以前欧亚非诸主要文明的遗产一样,它对后世的东西方文明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罗马、帕提亚、贵霜、中国这几大文明的此后发展中都可探寻出它的痕迹,只是有的含混,有的清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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