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5日凌晨，伊朗首相卡瓦姆和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德契柯夫签署了伊苏两国政府协定。（注：协定上的日期是4月4日。协定的详细内容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年第7卷，第405-407、413-415页。）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苏军在1946年3月24日后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出伊朗，在3月24日后7个月内由伊朗议会批准成立伊苏联合公司开采伊朗北部石油，根据伊朗宪法和对阿塞拜疆人民友善的精神和平解决阿塞拜疆危机。（注：本文中的“阿塞拜疆”专指伊朗阿塞拜疆。）根据这项协定，苏军于同年5月9日全部撤离伊朗。1946年上半年苏军从国外驻地撤回国是不同寻常的。苏联当时为什么决定从伊朗撤军呢？这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了广泛和浓厚的兴趣。
    关于这个问题，影响最大也是最有争议的说法是所谓杜鲁门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
    这件事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杜鲁门1952年4月24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杜鲁门告诉记者，他1945年不得不向“苏联首脑发出撤出波斯的最后通牒”，苏联人撤走了，因为美国“能够对付那种局势”。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白宫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澄清：“总统是在一般意义而非专门术语的意义使用最后通牒这个词的”，“总统指的是1946年春美国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理会和外交方面的领导作用，这是导致苏联从伊朗撤军的主要因素”。（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8页。）
    尽管如此，杜鲁门后来仍多次坚持他向斯大林发出的威胁性信息迫使苏军撤出伊朗。在195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杜鲁门说：“苏联坚持它（对伊朗）的占领，直到我亲自指示通知斯大林，我已向我国军事首脑下令，准备调动陆海空三军。于是斯大林采取我预料的行动，将部队撤走。”（注：K·A·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三个信息的故事》（Truman Against Stalin in Iran:A Tale of ThreeMessages），《中东研究》（Middle East Studies）第23期（1987年1月），第95页。）1959年，杜鲁门在回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问题时说：“当斯大林拒绝按协议如期从伊朗撤军时，我捎话给他，我将把舰队开往波斯湾。他就把军队撤走了。”（注：F·S·法蒂米：《苏联在伊朗》（The U.S.S.R.in Iran），伦敦1980年版，第121页。）
    1980年1月，《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据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回忆，杜鲁门声称，他在白宫召见苏联大使葛罗米柯，并告诉苏联大使，如果红军不马上撤出伊朗，美国将使用原子弹。（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5页。）
    亲自参加了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谈判的伊朗亲苏政治家穆扎法·菲鲁兹（卡瓦姆政府的副首相）对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他后来回忆道：
    鉴于这样的局势，我召见苏联大使，告诉他我们希望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继续执行这种政策，除非苏联也表明它的善意：第一，立即从伊朗撤军；第二，结束对阿塞拜疆共产主义运动令人不能容忍的支持。我告诉萨德契柯夫，如果没有马上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将向伊朗人民和世界舆论宣布，苏联正在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目的是在1907年《英俄协定》的基础上对伊朗进行事实上的瓜分。我提醒他注意：我们将武装人民，然后辞职，伊朗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苏军将面对伊朗人民的武装抵抗。世界将会清楚地了解到，列宁的继任者正在推行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苏联大使要求我等几天，以便和他的政府商量。几天后有了回音，并发表了正式的伊苏公报，宣布苏军在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出伊朗，签订了石油协定和保证和平解决阿塞拜疆争端。（注：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121页。）
    换句话说，菲鲁兹认为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原因是伊朗政府的“最后通牒”：诉诸国内和国际舆论、武装伊朗人民和卡瓦姆政府辞职。
    苏联时期档案的解密使人们可能了解当时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在1946年5月8日给“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皮沙瓦里的信中，斯大林这样解释苏军撤出伊朗的原因：
    伊朗现在没有深刻的革命危机……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伊朗，你们可以设想在争取实现阿塞拜疆人民革命要求的斗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不可能把军队更久地留在伊朗，主要因为在伊朗存在苏联军队动摇了我们在欧洲和亚洲解放政策的基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联军队可以留在伊朗，那么为什么英国军队不可以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希腊；同样，美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留在中国、冰岛、丹麦。所以我们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是为了从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夺去这种武器，发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自己的解放政策更站得住脚，更有效。你们是革命者，当然可以理解我们不可能采取相反的行动。（注：斯大林给皮沙瓦里的信，见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7，案卷号544，第8、9页。转引自Н·И·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Иранскиǔ кризис1945-1946 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ьшдокументам），《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ǔ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年第3期，第41页。）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军撤出伊朗是基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大局，是为了更有效地在欧洲和亚洲推行解放政策，根本与任何“最后通牒”无关。
    要弄清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真正原因，有必要进行具体考证和分析。
    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的说法没有得到外交档案和有关美国官员的证实。《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里有这样一条编者注：“在国务院及国防部的档案中，没有发现向苏联递交最后通牒的文件；几位1946年在任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也不能证实递交了最后通牒”。（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8-349页。）杜鲁门晚年记忆力明显衰退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回忆的可靠性。由于上述原因，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杜鲁门的“最后通牒”纯属子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6、106页。）
    美国学者萨米耶根据杜鲁门的约会日志和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将军的回忆录认为，杜鲁门确实向斯大林发出过威胁性的“口信”。（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4-107页。）1946年3月23日，即苏联首次宣布从伊朗撤军的前一天，杜鲁门接见了即将赴任的史密斯。在这一天的约会日志上记载了这件事，并有以下一段话：“我要他（史密斯）告诉斯大林，我一直把他看作说话算数的人。3月2日后仍驻军伊朗动摇了这个信念。”这一天的日志同时记载了杜鲁门要史密斯邀请斯大林访美作为一个和解姿态。（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1-102页。）根据史密斯的回忆录《我在莫斯科的三年》，史密斯到达莫斯科后就通知苏联当局，他带有杜鲁门的口信，因此获准于4月4日晚与斯大林会晤。关于口信的内容，史密斯写道：
    总统要我转达，他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一直相信，（斯大林）大元帅发表一项声明或作出一项承诺后，决不食言，美国人民希望事态发展将证实这个信念。但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热爱和平并对世界安全深为关切，就推测我们不是分裂、软弱，就是不愿承担我们的责任，这是对美国民族特性的误解。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任何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浪潮或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2-103页。）
    萨米耶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杜鲁门刚刚在几个月前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和美国舆论强烈支持杜鲁门对抗苏联，即美国当时既有威胁苏联的实力，又有使用这种实力的意志，杜鲁门的口信“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确实构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威胁。他还断言，史密斯4月4日转达的这个信息使斯大林最终决定批准签订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4页。）
    萨米耶的研究揭示出杜鲁门再三提到的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杜鲁门确实通过史密斯向斯大林发出多少带有威胁性的信息。但问题在于这个信息是否在斯大林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