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对苏联的实际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美国就苏联逾期不从伊朗撤军两次照会苏联。3月6日递交的第一个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漠不关心”。3月9日的第二个照会要求核查苏联是否增兵伊朗北部，如是的话，希望作出解释。（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0-342、346-348页。）这两个照会都未软化苏联的强硬立场。伊朗3月18日向联合国指控苏联违背1942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德黑兰会议关于伊朗的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在3月2日后拒不撤军，继续干涉伊朗内政。此后，苏联的态度才发生明显的变化。3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安理会会期“从3月25日展至4月10日”。（注：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记录》，纽约1946年版，第1辑，补编第2号，第20页。）这意味着苏联已打算在4月10日以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军，以避免安理会讨论伊朗的诉案。3月20日，苏联新任驻伊大使萨德契柯夫匆忙走马上任，迫不及待地于当天向伊朗首相卡瓦姆提出以全部撤军换取开发伊朗北部石油的建议，而在不久前苏伊莫斯科谈判期间苏联只同意部分撤军。（注：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103-104页。）3月22日，斯大林在回答美联社记者艾迪·基尔摩斯的提问时发出和解信号：“我认为联合国组织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一个重大工具……我深信没有一国或一国的军队希望有一次新的战争……”（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版，第50-51页。）3月24日，萨德契柯夫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正式提出苏联在5至6周内从伊朗撤军及苏联在伊朗北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解决方案。3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苏军可以在5至6周内全部撤出伊朗。”（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8-379、402页。）同日斯大林在致合众国际社社长修·白里的电文中称：“关于苏联军队从伊朗撤退的问题，大家知道，已经在苏联和伊朗达成的谅解中明确地解决了。”（注：斯大林所称的苏伊“谅解”根本不存在，参见拙文：《1945-1947年伊朗危机》，《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93页。斯大林的电文，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第52-53页。）苏联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明显是为了阻止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苏联宣布撤军虽然有“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的附加条件，但实际上已难以收回公开承诺，撤军原则上已成定局，余下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迫使伊朗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在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中，双方的分歧日益缩小，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卡瓦姆与萨德契柯夫已经敲定了协议。这说明杜鲁门的口信并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美国对苏联拒不依约如期从伊朗撤军态度强硬，频频施加各种压力，但是美国的政策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最后通牒”之说未免夸大其词。美国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要苏联无条件从伊朗撤军，实际上对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的内幕了如指掌，在联合国并不鼓励伊朗持不妥协态度，以免不必要地增加联合国工作的难度，也不反对苏伊双边谈判。美国对卡瓦姆打算以北部石油换取苏联撤军的计划既不鼓励也不劝阻，并认为“拟议中的协议至少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部分胜利”。（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69-371页。）杜鲁门的口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语义含混，也可以解释为温和的抗议。
    解密的苏联有关档案显示，理解苏联决定的原因的关键是贝利亚计划、卡夫塔拉泽的建议和斯大林给皮沙瓦里的信。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贝利亚是苏联计划在伊朗北部攫取石油租让权的关键人物。他要求参照英伊石油公司与伊朗订立的租约，在1944年3月11日以前将与伊朗谈判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案准备就绪。（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94，目录号30，案宗号347a，案卷号48，第130、133、134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页。）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递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对伊政策的报告，建议“大力着手与伊朗就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进行谈判”。（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6，案宗号37，案卷号461，第16-18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28页。）贝利亚计划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石油租让权在伊朗北部的苏联版，是1944年伊朗石油问题演变为国际危机的主要因素。（注：关于1944年伊朗石油危机，参见莱特尔：《伊朗与美国同盟的起源：1941-1953年》（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纽约1987年版，第82-102页；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43-74页。）在这次危机中，苏联向伊朗政府施加各种外交高压手段，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5月25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卡夫塔拉泽在给他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苏联从伊朗撤军无疑会导致该国反动派力量的增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主张是拖延从伊朗撤军的时间，以尽量保障我们从伊朗撤军后的利益（这是获取石油租让权的主要方法，万不得已时建立我们控股的股份公司）。”（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7，案宗号33，案卷号466，第11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31页。）然而，强行实施贝利亚计划和卡夫塔拉泽建议不但导致与英美的矛盾激化，而且激起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一贯自称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和解放者的苏联被送上联合国的被告席，承受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意识到，苏军继续留在伊朗“动摇了”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斯大林的信旨在向皮沙瓦里解释苏联撤军的原因，没有使用公开讲话中常见的外交辞令，但带有*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为自己的决定辩解的成分。苏联在1946年伊朗危机期间千方百计阻止联合国讨论伊朗问题，说明斯大林对国际舆论非常敏感。但是斯大林在信中回避了苏联以撤军换取了变相的石油租让权这个事实。在斯大林的信的字里行间，英国而不是美国被视为苏联在伊朗的主要对手，对于杜鲁门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利的证据。
    菲鲁兹的说法属于回忆录，不排除他向萨德契柯夫提出警告确有其事，因为有外交档案显示，卡瓦姆在与萨德契柯夫谈判时确实曾以辞职相威胁。（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0页。）卡瓦姆政府诉诸国内外舆论、以武装人民和辞职相威胁，对苏联肯定有压力，但菲鲁兹的“最后通牒”是否如此立竿见影，令人怀疑。
    归根到底，苏联当时决定从伊朗撤军是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朗得道多助，巧妙而成功地利用国际压力，特别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苏联软化其立场。美英的强硬态度、伊朗适时地在石油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是促使苏联撤军的重要因素。对于苏联来说，继续拖延撤军的代价，如国际舆论的压力、对苏联更广泛的对外政策利益和反帝反殖形象的损害、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矛盾的激化，超过由此带来的利益。因此，以撤军和在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护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换取变相的石油租让权、摆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就成为苏联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