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是欧洲文化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史学--这朵文艺复兴学术园地里的奇葩，在抖落了满身神学尘垢和重压后，也迎着科学到来的春天绽开了新蕾。在西欧意、德、法、英等几个主要国度里，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下称马氏）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最明显的例证是，很少有关于马氏史学思想方面的文章见于报端。本文认为，马氏是一位对西欧近代史学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称之为“不朽杰作”的《佛罗伦萨史》；从人本史观出发，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辩证的看待时代与世事变化，显露出明显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把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一《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奉马氏为近代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之所以把马氏认定为史学家，这些声誉的获得，主要来自他的《佛罗伦萨史》。因此，我们在探讨马氏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以及论证他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时，很有必要对《佛罗伦萨史》这部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著作之写作背景及方法作一探讨。
    如果说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那么，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共和制城市密切相关，因为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的最多的发展形式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第72页）。由此孕育出了一批当时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如乔万尼·维兰尼、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列奥那多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等，不过，“在所有意大利人文史家中，对西洋史学贡献最大、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最深者是两位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环球书社，民国七十一年，第86页）。
    马氏本来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为什么尔后他又成了历史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完成了《罗马史论》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1520年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佛罗伦萨史官，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这无疑为他撰写此书提供了可能。二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佛罗伦萨史学家著述的《佛罗伦萨史》很不理想，这些史学家在阐述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往往关注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佛罗伦萨已经作古的后代。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能直笔详述佛罗伦萨内乱的党派纷争的史书，以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注：参见《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三是马氏平生的抱负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不料宦海沉浮，仕途受挫，他只好将其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到著述中去，可见，他写史的终极原因，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对此，有人评论说：“他希冀以历史的教训，用罗马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页）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他才写出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了也拍手叫好的史学著作，如马克思在评价《佛罗伦萨史》时，认为它是一部“杰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佛罗伦萨史》共分8卷。它从追溯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开始，写至1492年，即美第奇家族豪华者洛伦佐逝世为止。该书除以佛罗伦萨城史为主之外，也包括全意大利的历史。该书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作之一，它无论从布局谋篇，还是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有较明显的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基本上继承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尤其是李维、萨鲁斯特所留下来的传统。马氏也是如此，他在史体上仍采用分编章叙述体，如他把《佛罗伦萨史》共分为8卷57章来叙述。同时，他还遵循人文主义史学家在分篇章叙述时所采用的惯用格式，即每卷每章开篇，都以一段概括性的论述总括全文，表达作者的主题思想，观点态度和好恶。如他在第四卷第一章第一段写道：“共和政体，特别是那些组织得不健全的共和政体，常常变换统治者和体制结构。这并不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自由或镇压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和放肆使然。……古代许多共和国就是具有这类优异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78-179页）
    在叙述内容上，马氏尽管仍然对战争和外交感兴趣，这既可从他每遇战争，必详细描写得到证明，也可从该书目录使用了不少战争外交标题看出，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史学内容的叙述上还是对人文主义史学有所突破。他一反当时人文主义者只关注军事和外交事件而忽略国内事务的做法，加强了叙述国内事务的比重，相应地调整了战争与外交的位置和比重。马氏在内容上的另一突破，是把佛罗伦萨视为意大利的一个有机部分，并置于意大利整体中加以叙述。由此，可以看到，马氏成了第一个用全局眼光来看待意大利整体历史的史学家，从而开了人文主义史学家突破地区史向意大利全史发展的先河。
    人文主义者关于历史编撰学有诸多信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以最鲜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教训，历史学家必须培养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注：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工人出版社，1985，第151页），马氏严格地遵循这一信条，在写作上仍把历史学归于修辞学门下，追求文彩和表达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虚构的手法，如他在评论14世纪早期卢卡的暴君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Castracani）时，一开始，他用杜撰的手法，把卡斯特鲁乔描述为一个弃儿，然后，对这位暴君的从生到死的生活细节进行剪裁加工，最后以最能达到修辞效果的暴君临终前的悔恨式演讲作为评论的结束。为了达到预定效果，人文主义史学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穿插演说辞。马氏在其《佛罗伦萨史》中，更是精心杜撰了不少演说辞，这些演说辞有时甚至占了一章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些演说辞以马氏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手法写成，以精心修饰的文辞形式再现了其政治理论的主题，如他在《佛罗伦萨史》第2卷里，安排一个执政官在雅典公爵面前以“自由”为题发表演说：“自由不是武力所能击溃，不是时间所能磨损，不是利益所能抗衡”（注：参见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2卷，英文对照，A.Gilbert:《Machialvelli:The chief worksand others》，第1124页），以此说明“自由”的永恒性。以虚拟演说辞的方式评述历史，表明马氏在作史方法上仍未摆脱人文主义史学编撰方法的巢臼。所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者只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所属的政府“力量”，马氏叙述历史由于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证据和实例，因而他把重点始终放在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阐释上。
    马氏声称自己作史是建立在经验与事实的基础上，力图弄懂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这种求实的、实证的态度，对人文主义史学而言是一大创建和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已完全具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在对待事实上，他也显示出漠视事实准确性的人文主义通病。马氏在编撰史学的方法上，之所以会出现虚构演讲辞的情形，除了他仍未跳出历史是修辞学的圈子外，他本身对历史事实重要性缺乏认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在《罗马史论》中曾经指出，历史事实浩淼无垠，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再完全获得的。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使得他在研究历史时不加辨别的采用史料，甚至虚构史实。
    二人本史观--上帝的复归
    这里所谈到的人本史观的“人本”，与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略有差别。它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在其前的中世纪神本史观和在其后的主观理性史观而言的。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感性本能等“完整的人性”。因此，人本史观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的合理性史学观。
    人本史观最早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当时意大利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生产技术先进，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萌芽后，并迅速壮大起来。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的佛罗伦萨一大批性格奔放洒脱、多才多艺的巨人如破土之春笋，从中世纪神学冻结的冰土中脱身而出，来不及抖落满身的尘垢就高亢激越地为新世纪呼唤符咒。他们以新兴阶级所特有的热情和勇气，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学领域，他们主张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排除上帝的影响，人本史观由此而产生。
    马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修史把重点放在有形的国家、城邦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再关注那无形的上帝之城。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罗马史论》中写道：“任何人对过去和现在曾做过深入研究的话，都会看出所有的城邦，所有的人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被同样的欲望、同样的感情所驱使、所激发而行动”，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桂鸠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l dini），普林斯顿，1965，第270页），他强调人的作用，他反对宿命论的消极史观，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中古史学理论，反之，他坚信历史学家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兴衰法则，通过研究历史推断历史发展方向，预见人类的未来，“如果想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去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世间各时期的一切事件均可从古代找到其复本……既然这些事件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具有同样的情感，必然表现为相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保留着同样的习性，或是贪婪成性，或是轻诺寡信，或是某些其他相同的恶德或善行，那么未来之事也很容易由过去知晓。”（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Disscoruse on the First Ten Book ofTitus Kivius），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A.Gir-bert: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第521页）此外，他还强调人对社会的强硬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
    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曾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这种把人置于上帝位置的人本史观，到了万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完全被神本史观所代替。在此种观点之下，人成了“盲从于上帝的工具”。马氏在历史观上再度将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
    三“时代与世事在变化”--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
    如果说马氏是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家，那么，在近代历史学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史观，而且也显露出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仔细考察《佛罗伦萨史》这部人文主义史学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
    辩证的历史哲学思想。晚于马氏近200年的历史学家维科，是人们公认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历史观之出发点是共同人性的发展，马氏历史观的出发点虽然也是从人性出发，如他提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相似性，“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但所不同的是，马氏在历史观上并不主张把社会动乱等，归结为人性的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的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31页）。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人的主观因素绝非促进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一些诸如社会动乱等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不是人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与万事万物一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人间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动之中，永不静止，所以国家自然也兴衰不定，人事常常是‘必然’使然，与理性无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7页）为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他们“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成功的”。他还认为，“时代与世事在变化”，一个不知道“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君主，最终注定要失败，“如果时间与世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反之，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变化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力图“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120页）可见，马氏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历史循环观”。既然马氏坚信，人类社会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控制的，这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必然性；既然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没有规律可循，马氏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予以解决。他在《罗马史论》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找出历史变迁的规律来。关于此，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0-81页）
    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上，他没有接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们的历史一线进步观，不认为历史在朝着上帝计划的预定目标前进，而是“捡起”了古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循环史观，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认为历史不是无限的、空洞的重复，而是象万花筒，几个有限的形式组合成无数新的形式。基于这种思想，马氏步早期人文主义的后尘，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黄金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不同的是，他希望复兴的不是文化，而是制度，罗马的共和制（注：史学界认为马氏与人文主义学者有两大不同：一是人文主义者赞颂古希腊，他赞颂古罗马；二是他赞颂的是政治智慧，而不是文学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