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历史的规律时，他选择了从社会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历史规律，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来判断社会的开端与未来。他说：“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但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相似性还只是历史的表象，要认识内在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种相似性的根源。他认为，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根源人性。由于人性是恶的，所以在人类的一切存在关系中，同时即含有破坏此种关系本身的倾向。就一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总是处在人们的相互竞争和斗争之中，而各种力量在社会的竞争和斗争中此消彼长的结果，必然是使社会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他说：“在兴衰变化规律的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由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231页）就政治组织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君主制易变成专制，贵族制易变成寡头制，而民主制也不难演化为无政府”，所以“若有哪国的组织者建立起某种好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并不会长久。因为好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没有什么良方避免好政府向其对立的类型转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95-196页）以何种形式转化？按照马氏的意见，由君主政体到贵族政体，到共和政体，复归君主政体。
    在政体演变规律问题上，一眼看上去，马氏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循环论者，实际上并非如此。政体循环论最早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提出来的，马氏的目的最终是要打破这种循环，开创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四“命运女神”“一半归我们支配”--打破历史循环论
    如果说马氏在历史观上有不少贡献的话，那么，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循环论，这既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关，也体现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勃勃雄心。
    马氏认为，是人就应该表现出那种充满活力、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气概。他对基督教灌输给人们的一整套谨小慎微的行为方式极为不满。他说：“我们的宗教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于谦逊、屈从以及对世俗事物的轻视……在我看来，这些原则使人变得软弱，使他们更容易落于恶人之手。恶人知道人们为了要进入天堂，他们宁愿忍受伤害而不进行报复，于是恶人便可以更加牢牢地控制他们了。”（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乔治·霍兰·拜萨因：《政治学史》下册，第395页）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以强有力的态度对待“命运女神”。
    在他看来，命运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也对人间事物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命运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阳刚勇猛之士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它。命运的影响作用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受命运的不同影响和制约。一般而言，“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命运对人们作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当我们认识了它，并作好准备制服它的时候，它就起着积极的作用或者产生较少的破坏性作用。反之，它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产生破坏作用。他还把命运比作一个女子，认为它只对勇猛阳刚之气感兴趣。他十分俏皮而又严肃地写道：“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页）
    从马氏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命运”观上，他实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古希腊神话提出了“命运女神”，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英雄与命运抗争时的悲惨结局，赫拉克利特把“命运女神”变为“逻各斯”，人在“逻各斯”面前也只能服从于神，“逻各斯”通过斯多噶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化为中世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一切都消失在神的必然决定之中，人和英雄都成了“罪人”，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来世。马氏重提“命运”，人从“命运”那里至少得到了“一半”的权力和职责，并要制服命运女神，把人的能动性提高到了一个抗争命运的喜剧结局的高度，这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此外，马氏所表现出的自信与亢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这种自信与亢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在其书中曾留下过“命运必须以暴力对待”的名句，皮科、爱拉斯谟也曾说过命运宠爱勇者，人可以凭技艺赢得命运女神的青睐。人与命运谁控制谁的理论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与客观规律关系的理论，马氏在阐述这个理论时，既看到了命运对社会、对人生的制约，也明确地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氏通过给这一理论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这个理论在16世纪第一次以新的形式出现。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基本命题，为打破历史循环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因为人既然有改变命运的巨大潜力，那么，人同样有能力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人类的意志朝着非循环的方向迈进。
    事实上，马氏虽有历史循环之说，但他自己并不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之事。他说：“世间国家，罕有能遍历各种政体的变化，周而复始者。事实是国家的生命一般都不够长久，因此罕有能经历所有的变化，而仍存在于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9页）他还认为，一个聪明多谋的君主，要能凭籍历史教训来改变未来历史的轨道，使该发生的不让它发生，不该发生的让它发生。既然马氏不相信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至少表明它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同时，既然他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如可以凭借历史的教训改变未来历史的发展轨道，那么，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拔到如此高的位置，如果真有历史循环，人们也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循环了。
    五历史与政治结合--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为实际政治斗争而著述，为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是马氏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马氏之所以主张历史要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原本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国家的统一和兴隆是他平生的抱负和愿望，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在政治与历史的态度上，必定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二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政治启导功能，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马氏主张研究政治必须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他研究政治，不是通过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来研究政治，而是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并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来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的目的是想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现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73页）此段话我们可视为马氏研究政治的宗旨。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推论出，他声称从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那么，他必定要借重历史事实而借重历史事实，他必须要研究历史。
    在马氏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政治实例。《君主论》和《罗马史论》就是这类为政治家提供政治实例的著作典范。在这两部著作里，超越了传统道德和政治信条的政治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君主论》看，该书所用的事实几乎全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代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竭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讨论君主王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12页）马氏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例如，当他论及君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他以历史上的伟人顺应时代成功的实例进行论证，认为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伟业，成为功垂千古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依靠自己的才智的同时，也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25页）该书始终专注于为君主统治提供大量的从古到今的实例上，目的在于使那些有识别力的君主从中甄选出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在《罗马史论》中，他先对政治现实作广博的观察，经过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来证明其结论。如当他注意到物质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便援引古代罗马事例来说明，认为罗马贵族总是不经过特别反抗就把自己的崇高地位让给人民，当问题涉及到财产时，他们就如此顽强地保护自己，以致人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K·A·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36页）。此外，马氏以古罗马的“混合政府”来证实共和制的优越性，以法国、西班牙的君主制实例来论证意大利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史论》也是一本为政治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实例的著作。
    如果说《君主论》和《罗马史论》作为政治著作，马氏在这两本书引用古今实例来证明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证明他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史》从前言到内容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则完全可以证实马氏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在《佛罗伦萨史》前言中指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和历史两重性质的任务，他将此任务主要概括为叙述城邦内部斗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88页）其目的在于教育公民和君主。尽管《佛罗伦萨史》作为一部通史体裁的史书不允许作者挑出一个个事例进行分析，以引发一长篇政治评论。但他始终如一的遵守前言中的允诺，密切注视佛罗伦萨内部事务，一有适宜于以事例来论证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便尽可能地发挥和运用，从他叙述的内容看，多为他感兴趣的与建立和维护国家统治有关的题材。这不仅显露了其政治家的本色，而且也表明马氏写史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用历史实例证明政治原则，从现实经验中抽绎出政治行为准则，这种做法使“历史事实不是淹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注：卡波特：《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Chabod:《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伦敦，1958，第132页）。马氏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现实政治与古史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了对当前事件的注解。在他看来，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人文主义史学家对原则的辩护和解释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人本史观出发，根据经验观察研究人及其活动，打破了前人那种根据愿望或如同教会那样，按先定的模式和规定来写史的传统方法，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重视经验和事实，强化了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成分，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他辩证地看待君主与世事的关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拿这一点与维科相比，他也丝毫不逊色维科；他还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能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在作史的目的上，与人文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他不是要“激起仿古的自由精神，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去避免和扫除现存谬误的精神（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O.Ski-nner:《Machiavelli》），牛津1981年版，第80页），在使历史研究作为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史学家的特点，无怪乎不仅有人称他为伏尔泰的先驱（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第81页），而且有人评价他把”历史与政治紧紧拉在一起，激起后代西洋人活学活用历史、重史、好史及读史的好风气“，他”独特纯正的政治历史，合理的立论，流畅有力的笔调，使他能挤进文艺复兴史家的前列“（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