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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B.T.华盛顿的妥协主义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月刊》 王恩铭 参加讨论

华盛顿提倡职业技术教育并不是纯粹为了技术教育,也不是纯粹为了帮助黑人去寻找工作。从根本上说,华盛顿的职业技术教育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谋生、改善生活水平的手段,一种提高道德水准、塑造正直人格的手段。华盛顿从他的自身经历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要在美国社会里生存,尤其是在南方这个充满种族主义气氛的地方生存,没有基本的生存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积极倡导并奋力推行职业技术教育。他之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使黑人首先摆脱经济上的困境,解决基本的生存权问题。随后,华盛顿希望黑人在自我谋生的过程中,扬弃掉奴隶制度印烙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陋习:无知、懒惰、不求进取、不爱整洁、自主精神不足和缺少自我约束等,并逐渐培养勤俭节约、自立自律、积极进取的良好习惯。在这个基础上,华盛顿认为,黑人不仅能够通过自己得体的言行和骄人的业绩赢得白人的尊敬,而且还能够通过能力的培养和自信心的建立使黑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自豪感。在华盛顿看来,只有当这些条件--稳定扎实的经济基础、良好高尚的文化素养,以及充满激情的民族自豪感--具备之后,黑人才可以探讨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利问题,才可以谈论与白人平等竞争的问题(注:Booker T.Washington,Up From Slavery,PP.153-158.)。显然,华盛顿提倡黑人掌握职业技术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使黑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且还是为了使黑人增强民族自信心,早日走出奴隶制度在黑人身心上投下的阴影,成为美国多民族社会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华盛顿当时“在民权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但在经济自立问题上,他“积极进取,充满信心”,显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精神”(注:Harold Cruse,The Crise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New York:Willaim Morrow &.Company Inc.,1967,p.19.)。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华盛顿一而再、再而三告诫黑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立精神。
    
    布克·T.华盛顿在19世纪末就黑人问题提出妥协主义的主张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概括地讲,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它进行考察。
    首先,华盛顿的妥协主义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据华盛顿自述,1858年(或者1859年--华氏无法说出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他出生于一个黑人奴隶家庭,母亲、哥哥、姐姐和他住在一间没有窗、没有床、地板极为肮脏的小屋里。童年时,他只有一件“穿上去皮肤像被针扎一样疼痛的衣服”;他的鞋子是一双一英寸厚的木头鞋,“极不合脚”(注:Booker T.Washington,Up From slavery,p.13.)。不过,他记忆最深的是黑人获得解放的时刻,因为那一天,他同其他黑人一样高兴得一夜没睡觉。成为自由人之后,华盛顿经历了对其世界观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生旅途”。他先在西弗吉尼亚马尔登(Malden)的盐矿和煤矿里工作。在那里,他不仅接触到了矿井生活,而且还结识了一个能读报识字的青年黑人。他以羡慕的心情观察这位“学者”,并暗自下决心去掌握这门“学问”。从此之后,他开始发奋自学,借助字典掌握英文字母。随后,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如饥似渴地吸吮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东西。从这些学习中,他确立了这样一条信念:教育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注:Samuel R.Spen-cer,Jr.,Booker T.Washington and the Negro’s Place in American Life.PP.21-22.)。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华盛顿得知弗吉尼亚东部有一所专门培养黑人学习职业技术的学校后,便毫不犹豫地告别亲人,只身前往那所名叫汉普顿(Hampton)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遇到了对他终身产生重大影响的“恩师--塞缪尔·阿姆斯特朗(Samuel Armst-rong),一个来自夏威夷的退役将军。阿姆斯特朗在内战中亲眼目睹了黑人的困苦生活,并决心致力于帮助黑人走出困境。他认为,黑人要改变命运,关键在于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为此,他在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下,创建了汉普顿学校,旨在通过严格的训练,培养黑人掌握务农、务工的技术。除了具体的职业技术之外,阿姆斯特朗在教育过程中还注重向黑人灌输白人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两个信条:一是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精神--勤劳、节俭、自立、自律;二是北方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正直、准时、自信、果断。阿姆斯特朗认为,黑人只要内化这两条信念并将它们付诸行动,就会有出头之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阿姆斯特朗同情黑人的遭遇,并且愿意帮助他们,但他对黑人仍抱有种族偏见。在他看来,黑人本质上懒惰,缺少自控能力,因而需要严格的训练。为此,在他的学校里,他教导黑人学生勤奋劳动,注意节约,以便日后购置土地,自食其力。与此同时,他还劝告黑人别去介入政治,专心致志地学习职业技术,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争取早日成为财产的拥有者(注:Thomas T.Lyons,Black Leader-ship in American History,p.70.)。华盛顿进入汉普顿学校后,像干涸的庄稼一样吸吮阿姆斯特朗所提供的雨露,细心的把他的教诲内化于心,并自觉地用它们作为自己言行的指南和努力的目标。对华盛顿来说,”阿姆斯特朗是他一生中所见到的人中最罕见、最坚强、最善良的人物“,是美国黑人仿效的最好榜样(注:Samuel R.Spencer,Jr.,Booker T.Washington and the Negro‘s Place in American Life.PP.38.)。事实上,华盛顿自结识阿姆斯特朗之日起,确实在方方面面仿效阿姆斯特朗的人生信条生活,用阿姆斯特朗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阿姆斯特朗的观点规范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在黑人自救方式上--掌握职业技术,还是在黑人努力目标上--少关心政治、多注意财产的积累,华盛顿的许多主张都深深地带着阿姆斯特朗的印记,两者如同一辙。由此不难看出,华盛顿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放弃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的斗争,集中精力学技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主张,与其在汉普顿所受到的教育,尤其是阿姆斯特朗的思想熏陶存在着线性的直接关系。事实上,他的许多观点可以说是阿姆斯特朗的翻版。
    其次,华盛顿在妥协主义框架下所倡导的勤俭节约、劳动致富、个人奋斗、不问政治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主流思想合拍一致,深深地印烙着弥漫于当时美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
    内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历了马克·吐温所说的长达35年之久的”镀金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基本大功告成,成为世界最发达工业国之一。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捷步伐和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美国社会里出现了两股思想文化潮流,一是”财富主义(Gospel of Wealth),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财富主义,顾名思义,即是对财富的极端崇拜。1870年至1920年时期是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在这期间,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大企业家和大资本家。这些“成功者”在那个时代扮演着叱咤风云的角色,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场面。他们的成功史像圣经书一样在跃跃欲试者的手中传阅,他们的人生信条像金科玉律一般在仿效者中传诵,他们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无数男男女女紧追其后,一试为快。概括地讲,财富主义的精髓就是物质主义,就是敦促和鼓励人们去追求和拥有物质财富,就是把财富和幸福等同起来。在这方面,卡内基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在一次对康乃尔大学学生的演讲中说,只要坚持用勤俭、认真、节俭和清醒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财富福音降临于己(注:Andrew Card-egie,“Triumphant Democracy”(1886);“The Gospel of Wealth”(1901)。See Alun Munslow,Discourse and Culture:The Creation of America1870-192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26-27.)。
    与财富主义同时兴起的是广泛流行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运用于研究社会进程,衍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美国之后,它立刻在这块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奋斗、注重个人竞争的沃土上扎下根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帜之下,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历史进程、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社会演进。一时间,各种难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似乎都可以找到答案。印第安人之所以把北美拱手让给白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不适者”;美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不足为奇,因为富是“适者”的象征,穷是“不适者”的标记;美国经济避免不了“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此乃“物竞天择”的一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告诫:在美国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权力自然而然地向有能力、有财富者倾斜;获取和拥有财富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坚定的鼓吹者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最精辟地概括出了它的核心:“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那末,我们只剩下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赞同不适者生存。”(注:See M-ary Norton and David Katzman ed.,A People and ANati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4,p.555.)
    从很大程度上说,财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构成了华盛顿生活时代的主要思想文化潮流。根据文化霸权理论,生活在一定文化霸权之下的人,其思维模式和话语内容都难以逃脱这一文化霸权的影响,对处于从属地位、受压迫的少数集团而言,尤其如此。用这一理论反观华盛顿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如黑人要学会自立、自主、自责,黑人要靠自我奋斗去获取成功和财富,黑人要积极地仿效白人资本家去艰苦创业等,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只是把他时代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内化一下,然后将它们转述成适用于黑人民族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在种族主义上的妥协主义思想,与其说出自于华盛顿“本源”,还不如说是来自“外源”的文化霸权在华盛顿身上的折射(注:Alun Mu-nslow,Discourse and Culture:The Creation of America 1870-1920.New York and London:Rourledge,1992,Chapter 6,The Rhetoric of Racial Accommodation PP.110-128.)。
    第三,华盛顿妥协主义的主张与其对当时的种族关系的认识,对当时黑人情况的评估,以及对黑人未来前景的计划有着重要的关系。
    无论从华盛顿的自身经历来看,还是从华盛顿在南部的所见所闻来看,华盛顿始终认为,19世纪末期,南方的种族关系过于紧张,种族骚乱、私刑暴力过于频繁,致使双方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在华盛顿看来,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白人对黑人的不信任、歧视、甚至仇恨;二是黑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上倾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此,华盛顿在各个场合总是尽力强调种族和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尤其强调南方白人与黑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共同性--即白人需要劳动力,黑人需要就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盛顿一方面呼吁南方白人为黑人提供工作机会,相信黑人的善良、诚实、忠诚和勤劳,帮助黑人开放智力、掌握技术,使他们成为“最有用的、最能干的公民”。另一方面,华盛顿劝告他的黑人同胞集中精力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的活动,老老实实从这些“社会底层”的实际生活开始,别好高鹜远,在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等“社会上层”问题上耗费不必要的精力(注:Booker T.Washington,“The Atlanta Expo-sition Address,September-1895,”from Up From Slavery,PP.218-225.)。华盛顿认为,只要南方白人与黑人在经济利益上找到共同点,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减缓,并逐渐取得整个社会的和谐。华盛顿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经济利益,一方面表露了他对“财富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说明了他把经济利益作为通向民族和谐的揉合剂,以达到他提倡的妥协主义的目的。
    华盛顿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情况的评估和判断更能反映出他之提倡妥协主义的原因。华盛顿做过奴隶,一生生活在南方农村,因而对那里的黑人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看来,黑人那时刚从奴隶制度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久,他们在奴隶制度下养成的各种陋习仍未脱尽,绝大部分黑人因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此外,由于黑人长期以来被迫替人干活,在鞭子和呵责声中劳动,大部分南方黑人相对而言缺乏主动性,责任感较淡薄,对工作的尊严性也缺乏认识。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认为,大部分黑人群众那时自立、自主、自律的能力很差,对个人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观念不清,理性思维能力低下,距离合格公民的素质相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尽早摆脱从奴隶制度下因袭得来的种种陋习,用资本主义的道德戒律武装自己,以便早日成为合格的公民。沿着这一思路推理,华盛顿劝告黑人先从改善生活环境开始,别为平等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使已经糟糕的种族关系更加恶化。在华盛顿看来,对那时的黑人来说,“现在能有机会在工厂里挣一美元比在剧院里花一美元看戏(意即社交场合的种族平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注:Thomas T.Lyons,Black Lead-ership in America,p.78.)。
    从某种程度上说,华盛顿的妥协主义主张还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手段、一种策略性的权宜之计。纵观华盛顿一生的活动,尽管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劝告黑人别介入政治,别为政治权利和平等权利大声呐喊,但在私下,华盛顿对南方各州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法律和南方白人种族主义势力镇压黑人的暴力行径也是大加谴责、痛加鞭挞的(注:August Meier,Negro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nd.ed-ition,1966,PP.108-109.)只要条件许可,华盛顿还会以不同的方式支持黑人个人或团体向这类种族歧视法律和种族主义暴行挑战,如提供法律诉讼费、派遣顾问咨询和给予资助等。此外,华盛顿始终认为,白人里面并非全部是种族主义分子,当黑人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时,尤其是当黑人自我发展没有资金且缺少专业人员时,黑人极需开明白人的帮助,以便使黑人先站稳脚跟,自立起来(注:Samuel R.Spencer,Jr.,Booker T.Washington and the Negro’s Place in American Life,p.93.)。华盛顿一生忙于从北方白人慈善家、实业家和南方善良白人有产者中募款,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对自己的民族抱有很大的信心,也充满着殷切的希望。他认为,黑人身上的愚昧无知和懒惰无能是奴隶制度造成的,通过教育,黑人会祛除这些缺陷。为此,他的教育计划不仅注意技术培训,而且强调通过技术掌握来帮助黑人提高自信心、自豪感、自尊心。华盛顿认为,黑人一旦建立了自信心和自豪感,黑人民族就会像其他民族一样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认可,成为美利坚民族中骄傲的一员。正是带着这种信心和希望,华盛顿为黑人未来所描绘的景象是一个既不从属于也不听命于他人的、享有基本平等权利的民族(注:August Meier,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TheUniversity of Michigan,2nd.edition,1966,PP.104.)。华盛顿相信进步历史观,认为社会进步也会为黑人进步带来机会,只要黑人作出努力,排除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黑人终将取得成功,因为“没有一个民族不是经过艰难卓绝、历经反复的斗争而最终站立起来的”(注:Booker T.Washington,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negro,PP.201-244.)。同样的道理,华盛顿坚持认为,“一个没有对世界大家庭作出贡献的民族,无论从哪种角度上讲,都将长期被世界排除在外”(注:August Meier,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TheUniversity of Michigan,2nd.edition,1966,PP.101.)。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劝说黑人从“最底层做起”,其最终目的是期待“黑人有朝一日跻入社会的最顶端”(注:Booker T.Washington,“The Atla-nta Exposition Address September-1895,”from Up From Slavery,PP.218-225.)。关键乃在于先发展黑人自己。只有自己发展了,才能树立民族自豪感;只有自己发展了,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只有自己发展了,才能去争取平等权利。
    上述分析表明,华盛顿的妥协主义是南方重建失败之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疯狂反扑、黑人惨遭镇压,以致出现生存危机情况下的产物,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黑人群众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暂时放弃争取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的斗争,集中力量提高黑人的自身素质,专心致志地发展黑人的经济力量。华盛顿认为,只有当黑人在经济这个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之后,他们才可能谈论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问题。把华盛顿的妥协主义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加以考察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它以牺牲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换取经济发展权利,但从长远来看,华盛顿的最终目标是要使黑人从经济成功走向全面的公民平等权利,因此,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公平地说,他的妥协主义思想与其说是向南方种族主义势力作无条件的投降,还不如说是对“白色恐怖主义”作出回应的一种“曲线救国”策略。说到底,华盛顿毕竟是一个颇具民族主义思想的黑人领袖,他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他的黑人同胞在真正的意义上“翻身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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