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前景和影响的看法上，里宾特洛甫与牛赖特、布洛姆贝格及沙赫特等其他亲华派代表大相径庭。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两个月后，里宾特洛甫发表了对战局发展的看法，“和一切相反，特别是和在纽伦堡散布的日本人将陷入泥潭、并将处理一件超越他们能力的事情的传言相反，我始终有明确的印象并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中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注：转引自：卡尔·德勒希勒尔：《德国-中国-日本1933-1939，德国远东政策的困境》，第34页）亲华集团则认为，蒋介石所指挥的军事力量与日本相当，在未来甚至将超过日本。德国陆军的《国防军》杂志把日军称为差劲的、将长期处于劣势的战斗者。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告诉陶德曼，战争的前景对中国并非不利，战争最终将怎样结束，尚难预料，相信日本一定会获胜是错误的。（注：哈特穆特·布罗斯，《第三帝国的对华政策》，第419页）直到1938年5月陶德曼在从汉口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仍坚持，“在还没有看清是否还能达成一种妥协或者谁将成为一个决定性战役的胜利者之前，我们不应该牺牲在中国的实际利益……”（注：吴首天：《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第98页）双方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影响进行分析时，也出现明显的分歧。希特勒和要求与日本结成紧密联盟的纳粹领袖们认为，日本的对华战争将在远东牵制共产主义的苏联，并增强日本在下一步对苏联进行战争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称，“日本在东亚的失败最终只会给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俄国而决不会给欧洲或美国带来好处。我认为中国自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不足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冲击。”（注：吴首天：《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第421页）希特勒-里宾特洛甫集团实际上不仅认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而且希望日本在这场所谓的“反共产主义”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亲华派则担心，日本入侵中国将削弱其对苏战争的力量，它只会给苏联带来好处，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与《反共产国际协定》没有丝毫联系，相反，它将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实际上它将帮助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亲华集团，特别是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评价和对中日战争形势的估计，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后期虽然部分得到了证实，但它已无法对希特勒的远东政策产生影响。
    希特勒在1937年11月开始进行的重要人事变动，使坚持执行亲华及德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力量遭到致命的打击，纳粹政权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也由此结束。第一个被希特勒解职的是纳粹政府经济部长沙赫特。1936年希特勒宣布了“自给自足政策”，即德国努力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来逐步摆脱对外国依赖的政策。他将这一任务交给戈林，由后者通过“四年计划”来实现。“自给自足政策”的实行将使德国的出口大幅度减少，使外汇短缺的困难更加突出，同时它也意味着德国将最终放弃中国这个远东大市场。沙赫特、经济部和帝国银行的官员以及作战部的经济专家，都反对“自给自足政策”和它的具体实施。在这个问题上，沙赫特与戈林直接发生了矛盾，而这一矛盾在1937年下半年又加剧了亲华派与亲日派在选择结盟伙伴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它成为导致沙赫特被解职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作战部和陆军方面，虽然布洛姆贝格也曾支持《反共产国际协定》，但他从未放弃以中国为重点的远东政策。11月初，当布洛姆贝格向希特勒建议继续执行迄今为止的对华政策时，希特勒极为不满，他要求作战部“摆脱亲华立场的名声”。（注：吴首天：《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第418-419页）1938年2月4日牛赖特、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同时被解职，虽然对希特勒进行战争冒险持保留态度是他们被撤换的主要原因，但在对华、对日政策上的分歧也对他们的下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牛赖特曾在与美国驻德国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他与希特勒在远东政策上存在分歧。（注：勃兰特·马丁：《德国军队和德国远东政策从中国向日本的转变》，第203页）
    三、影响和决定希特勒远东政策的几个因素
    在分析1933年至1938年期间纳粹德国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影响和决定这一政策的几个因素，它们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国工业界和经济界在远东的利益以及它们在德国远东政策上的立场。第二，日本全面侵华后，中日双方的对德外交以及与其它大国的关系。第三，希特勒在欧洲进行战争冒险的决策和为此进行的国际盟友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华利益遭到巨大损失，而日本追随协约国对德作战，成为各参战国中在中国的最大的获利者。德国工业界和经济界在战后始终强调积极恢复和发展对华关系，目的主要是重返中国这个大市场。纳粹执政后，外交部、经济部特别是陆军坚持把德国远东政策的重点放在中国，强调德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德国工业界和经济界的远东政策基本出发点是：中国正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德国通过参与对中国工业的建设，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并不会构成对德国的威胁；相反，日本已成为德国在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对华政策直接损害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因此在远东政策上，德国经济及工业界支持纳粹政权中沙赫特、牛赖特和布洛姆贝格所主张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作战部和经济部向中国大量出口武器和军备物资的立场。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军备物资总额是向日本出口的8倍（注：格奥尔格·W·F·哈尔加滕/约阿希姆·拉德考：《德国工业与政治，从俾斯麦到当代》，罗沃尔特袖珍本出版有限公司，来贝克/汉堡，1981年10月，德文版，第351页）希特勒下令停止向中国提供军备武器后，军火工业及有关出口商立即在纳粹政权最高层活动，并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两天后戈林发出指示，“与中国的交易按迄今为止的方式继续进行。”（注：这里不包括外国学者的外文原版论著，参见马骏：《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李兰琴：《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吴首天：《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苏瑞林：《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年12月；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李广起：《1937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3年第3期；（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何江、张炳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北京；方世敏：《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走向述评》，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虽然少数德国重工业集团支持希特勒的亲日政策，但经济界和军事工业集团普遍反对希特勒在远东政策上作出放弃中国的转变。在实行“新计划”等问题上他们与希特勒发生矛盾，使禁止向中国输出武器军备的命令难以完全实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希特勒最终放弃中国决策的实施。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从1937年8月至1938年初美英苏等大国开始陆续对日本的战争行动作出反应。美英为了维护它在中国的利益，表示反对改变远东的现状。苏日关系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后开始恶化。日本入侵中国后使苏联感到它有遭受腹背攻击的危险，因此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由中国牵制日本。日本国内的强硬派主张，必须进一步加强日德关系，以排除大国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干预或介入。为了使德国作出更多的支持，日本同时又对德国施加压力，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撤回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实际上要求德国完全改变其对华政策。1937年7月至8月，日本两次要求德国立即停止向中国供应战争物资，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在日本的压力下，10月中旬希特勒决定立即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但这一决定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实行。与日本结盟的同时是否必须放弃中国，在这个远东政策的关键问题上希特勒始终避免作出最后的决定。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外交压力。《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导致蒋介石对德国产生不信任以及政府内部对德政策的分歧。1936年11月28日，外交部长张群在与陶德曼的谈话中指出，《反共产国际协定》“使他进行继续发展”与德国“原有的信任关系变得极为困难”（注：驻南京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报，南京，1936年11月28日，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系列C:1933-1937，第三帝国：最初的年代，第6卷，第1册，1936年11月1日至1937年3月15日，第64号，哥廷根，1981，德文版，第127页）。此后张群被调离外交部长职务一事，被陶德曼看成是蒋介石“不得不对党内希望中国的政策更多地转向俄国和盎格鲁萨克逊大国的这一派别作出的至少是一个表面的让步”。（注：驻南京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南京，1937年3月22日，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系列C:1933-1937，第三帝国：最初的年代，第6卷，第2册，1937年3月16日至11月14日，第290号，哥廷根，1981，德文版，第625页）里宾特洛甫希望中国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企图遭到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内主张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势力在增强。1937年3月，蒋介石在与陶德曼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对中德关系已产生消极影响，两国关系已不可能维持在原有的基础上。6月13日，希特勒在接见孔祥熙时，继续为《反共产国际协定》辩解。7月27日，蒋介石在与陶德曼谈话时，紧急要求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并暗示，中国可能被迫向苏联求援。（注：驻南京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报，南京，1937年7月27日，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系列D:1937-1945，第1卷，从牛赖特到里宾特洛甫，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第470号，哥廷根，1981，德文版，第605页）8月21日《中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是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形势下，对《反共产国际协定》作出的一个保护性反应。但它却给纳粹亲日势力强化德日关系并放弃中国提供了新的借口。此后，里宾特洛甫对日本军队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中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估计和日军攻占上海和南京，更增强了希特勒与日本结为紧密同盟的信心和决心。
    希特勒远东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过程：第一阶段，继续实行魏玛政府时期的远东政策，但政治上亲日；第二阶段，选择日本作为同盟者，但同时尽可能维持与中国良好的传统关系。希特勒企图将纳粹德国的远东政策维持在他认为最理想的第二阶段上，但未能如愿。于是有了向第三阶段的转变，即与日本结盟，同时被迫完全放弃中国。希特勒的远东政策始终服从于他的欧洲战略。他在欧洲进行侵略扩张计划的最后形成，决定了纳粹德国在远东政策上最终出现了以日本为盟友、放弃中国的重大变化。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制订了在中欧进行闪电战的计划，与此相应的纳粹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强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利用日本和意大利牵制英法，同时对苏联进行战略上的夹击。在1938年1月2日“致元首的备忘录”中，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明确表示，德国应与日本结盟，并含蓄地反对德国在中日之间的调停活动。但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都不想放弃德国在中国获得主要包括战略原料在内的实际利益。可以说，希特勒与日本结盟是积极主动的，而决定同时放弃对华政策目标却是被迫的。这就是希特勒对德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始终抱有希望的根本原因。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与蒋介石政府谈判的声明，德国调停失败。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已没有其他的选择。希特勒是改变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决定者，而里宾特洛甫是德国牺牲中国、加快与日本建立紧密同盟关系的积极策划者和主要推动者。在“致元首的备忘录”中，里宾特洛甫主张德国应该将英国估计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与意大利和日本重建良好关系，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注：哈特穆特·布罗斯，《第三帝国的对华政策》，第419页）这里所说的“牺牲”，包括满足日本的要求，完全放弃以往的对华政策，牺牲德国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