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学会最后两场讲学之日期
    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至四月底，南学会共讲学13场。关于前11场讲学之时间，现有论著与皮名振撰《皮鹿门年谱》、皮锡瑞之《师伏堂日记》及《湘报》等一致；惟于最后两次讲学之日期则有不同说法。《皮鹿门年谱》定南学会第12场讲学为四月初三（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0页。），后人遂引以为据，如汤志钧《论南学会》定于5月22日，《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系于旧历四月初三，《戊戌变法史》则标明为5月22日（四月初三日）。李喜所、丁平一等亦以为在5月22日。至于最后一场讲学，汤、丁等论者以为日期不详。（注：汤志钧前引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5页；《戊戌变法史》，第282页；李喜所前引书，第222页；丁平一前引书，第347页。）
    然而，关于皮锡瑞主持南学会第12场讲学之时间，《皮鹿门年谱》实误。《师伏堂日记》闰三月廿九日载有“拟作初三讲义”之事及讲义全文，《年谱》可能以此为据，将皮氏在南学会最后一讲定为四月初三。然而到了四月初三，讲学未能按预期举行。至四月初十日，讲学方进行，皮氏于当天日记中明载讲学之事：“两点钟登堂，讲毕，秉三接讲一段。”皮锡瑞所讲之内容，即闰三月廿九日所拟“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拒之法”。四月十八日的日记又言“初十讲义已刻”，查是日《湘报》，登有《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注：以上日记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湘报》第79号。）故南学会第十二场讲学应为5月29日，即农历四月初十日。
    至于南学会最后一场讲学，据《湘报》有关资料亦可确定其日期。第88号《湘报》（四月廿八日出版）刊有“南学会告白”，云“本学会定于本月三十日宣讲”。四月三十日，讲学按期举行，主讲人为谭嗣同和曾广钧，第92号《湘报》并刊有曾氏讲义。（注：《曾重伯太史南学会第十四次讲义》，《湘报》第92号。按，四月初十日是第12场讲学，此后学会即休讲，四月三十日所讲当为第13场，《湘报》误为第14场。）胡南学会第十三场讲学，亦即最后一讲当是在6月18日，即农历四月三十日。
    三、南学会“停讲”与皮锡瑞离湘无关
    皮锡瑞四月二十日离开长沙前往南昌，《年谱》谓：“公既赴赣，学会停讲，浮言更甚。”（注：《皮鹿门年谱》，第61页。）因皮锡瑞离湘前，叶德辉先后三次移书訾议，讽激他离开湖南，故现有论著大多以为皮锡瑞由于受叶德辉等攻击而赴赣，又以为皮锡瑞被迫离湘后，南学会即停讲。如汤志钧谓：“南学会的辍讲，和皮锡瑞的离湘有关，而皮的离湘，亦由于旧派环伺，叶德辉即以联语丑诋，皮终于被迫赴赣。”（注：汤志钧前引文；《戊戌变法史》，第291页。）刘泱泱认为：“皮锡瑞最后不能忍受太多的谣言而被迫离湘赴赣，致使有声有色的南学会讲演中途夭折。”（注：刘泱泱前引书，第424-425页。此外，以为皮锡瑞受逼迫离湘者，尚有王尔敏前引文，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2页），李侃等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4页），邓潭洲《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0-171页），宋卫忠《皮锡瑞的变法思想浅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然而，细检有关资料后，可知此论并不确当。
    首先，皮锡瑞离湘，并非受人逼迫，而是依聘约赴赣以终经训讲席。
    皮锡瑞自1892年以来，一直主讲南昌经训书院。1897年秋天，皮锡瑞返长沙后，与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交游往还，渐被诸维新官绅引为同调，又因他学识渊博，议论通达，善于言谈，熊希龄等人在筹创南学会时，即拟延聘他为学长。皮锡瑞虽在返乡前已接受经训书院续聘，但内心早已“不安于位”，他一再指出，江西风气不开，兴办学堂之事难成，维新事业无望；又“官不尊师，绅谋盘踞”，对他早有排挤之心，所以不愿再去江西。（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四日，十一月初九、十四、廿一、廿四日，十二月廿六日，二十四年一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廿二日。）而湖南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绅，锐意革新，又十分器重皮氏才学，对他倍加尊重，所以他非常愿意留湘应聘。（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初二、廿六、廿八日。）然而，南学会要延聘皮锡瑞，固须获湘抚陈宝箴批准，而皮锡瑞要辞退经训书院讲席，亦须得陈宝箴同意。原因在于皮锡瑞长期主讲经训书院，每次科考，江西所举士子，以该书院所出人才为多。如1893年乡试，经训书院有13人中举，“一时皆庆得人”（注：《皮鹿门年谱》，第26页。）；1897年乡试，经训书院中式举人、获选拔贡和优贡者达32人，且乡试列前十名者皆出经训，“一时称盛”（注：《皮鹿门年谱》，第53-54页；《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五日。）。身为江西人的陈宝箴，因此极其看重皮锡瑞，一直向江西抚署、学政荐举他。1897年乡试之后，陈宝箴之子三立（字伯严）“极称江西闱墨，当为今年各省之最，谓非予之力不及此”（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四日。）。所以，当皮锡瑞提出辞经训馆事时，根本得不到陈氏父子同意。（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记：“伯严云明年总须留住，再行设法。”廿四日记：“伯严云明年必须一往。”）这样，一边是黄遵宪、熊希龄等要聘皮锡瑞主讲学会，另一边陈氏父子坚决不答应，“秉三云右帅总不允，有留我恐江西人骂之语”（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公度欲留我在湖南，右帅、乔梓必欲我在江右，我反为此所误”（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皮锡瑞几乎身不由己，他虽想留湘，却碍于情面（陈氏的荐举，使皮锡瑞得以长期坐馆经训，解全家生计之忧），不好坚辞江西馆事，只好转托汪诒书、熊希龄、邹代钧等，请求黄遵宪出面商请陈宝箴父子同意。于是，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人，极力说服陈宝箴聘请皮锡瑞主讲南学会，黄遵宪更是态度坚决。（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记：“（汪诒书）云右帅不允，即作我黄公度请，其意甚殷。”十五日记：“公度言已属沅帆等与伯严说明，可以不到江西，尽可退关，如右帅以留我为嫌，即作我公度请。”）最后，汪诒书等提出的折衷方案得到陈宝箴的允准，即经训馆事不辞，暂在学会主讲，然后再到江西“终局”。皮锡瑞还想荐贤以代江西馆席，但无法再获陈宝箴同意，他无可如何，只好将就。（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二、十四、十五、十九、廿二日。）皮锡瑞后于答叶德辉书中，述受聘一事云：“湖南官绅立南学会，留弟讲学，既应湖南之请，当却江西之聘，而学会本中丞主议，中丞是江西人，欲弟在彼造就人才，劝勿他适。伯严同年至好，谆谆以江东子弟见嘱，将欲却聘，不能不告中丞，告中丞而不允，学会诸君乃为调停，有先开讲后到馆之议。弟之迁就，势非获己”。（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可见，皮锡瑞担任学长，聘用时即已确定非长久之局，终归仍要去江西了结经训馆事。
    此外，根据皮氏三月初十日的日记，还在三月初，皮锡瑞即已确定在端午节前赴赣。三月十九日拟答叶德辉书，皮锡瑞告以“再讲数次，当往江西”。皮锡瑞闰三月初三的日记云：“刘一来问行期，告以总在四月。”第二天，皮锡瑞又“问伯严轮船事，属其留意”，开始作赴赣准备。这时南学会和皮锡瑞皆未曾受到剧烈攻击，而皮锡瑞离湘赴赣的行期已大体确定。又，皮锡瑞每次演讲，都要提前数天准备讲义，可是他在闰三月廿九日“拟作初三讲义”后，再也没有拟写新讲义，可能预计讲到四月初即须赴赣。再，四月十四日的日记云：“得芰舲信，嘱带《湘报》。”当时湘赣间书信往返，一般需时月余，可见江西方面亦早已获知皮之大概行期。所以，当叶氏四月初一再次致信皮锡瑞，明言“欲公之去”，皮锡瑞答以“弟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表明讲学事早有安排；初七日答书，在辩解自己受聘南学会始末后，更以激烈语气反驳叶氏：“公闻浮言，欲弟速去，自属见爱之甚，然江西既未却聘，自当到彼终局，作计早决，不待公之激也。”（注：以上各见当天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