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30-70年代是英美建立现代国家调控体系的全局性调控阶段，先是应急调控时期，后是战后全面发展的系统化时期。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破坏之重，时间之长和冲击之广，于史罕见。美国失业率从1929年的3.2%连续狂升至1934年的26.7%；一度有3400 万人完全没有任何收入，即总人口的28%；成千上万的企业和银行倒闭，甚至大批学校破产关门，1932年仅纽约就有30余万学生失学。 （注：P·约翰逊：《现代世界：20-80年代》（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哈泼与罗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49页。）恐惧笼罩全国。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灾难性的时期之一。经济崩溃之初，社会中所有看来是牢固可靠的机构都无力应付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苦难，全国情绪从不知所措坠入绝望，导致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质疑各种最根本的忠诚信念。这是一个反叛时代，紧追各种铤而走险的补救办法。”（注：W·C·德万尼：《20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W.C.Devan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America），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7页。）一些人惊呼美国会爆发革命。1932年英国的最高失业率也达23%。国际调控方面，“整个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 页。）资本主义风雨飘摇。从调控角度看，这次大危机表明大规模的矛盾失控和激化，是全局性的调控紊乱失灵。
    全局性矛盾失控需要全局性调控补救。大危机宣告自由放任和“市场万能”论的破产，成为英美现代国家调控机制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为挽救资本主义的危亡，全面强化国家调控势在必然。在“自由主义堡垒”的美国，政治气候发生戏剧性变化。个人主义被指责“不负责任、信息闭塞、顽固不化和不讲合作”；从通用电气公司的大老板到C ·比尔德这样的大学者都赞成“计划”了；《商业周刊》问：“你还相信自由放任吗？”答案是“要不要计划不再成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由谁来这么干？”许多人赞赏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注：P ·约翰逊：《现代世界：20-80年代》，第247、249页。）从“无形的手”严重失灵的阴霾中，国家的调控干预这只“有形的手”带着某种“救世主”光辉显现出来。
    调控思想转变首推凯恩斯主义。它抛弃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理论，为大规模国家干预作出经济理论分析，主张对资本主义加以“明智管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确立了重要理论基础。美国“新政”思想异曲同工。凯恩斯主义针对传统经济理论和现实矛盾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膨胀性财政（扩大政府支出、赤字预算、举债）和充分就业等政策。凯恩斯主义不能简单理解为纯粹的经济理论。它的政治作用是挽救资本主义危亡，但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是扩充政府调控范围和增强调控能力，全面扩大中央调控权力，将国家调控从局部调控提高到全局调控，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确立起来。另外，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推广，也为战后资本主义国际调控体系提供了共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基础。
    实践中，美国“新政”从整顿金融财政、调整工农业生产、施行社会救济、举办公共工程到改革国家机构，强化总统权力等，采取了解救危机的大量调控措施，共颁布700多个法令。国家调控开始全面加强。在政府干预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的经济调控中有银行法、证券法和工业复兴法令等；政法调控中有强化专政，如1934年联邦罪行控制六条例和1938年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等；有保障人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也有强化政府对最高法院的控制；社会调控中有社会保险法，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等。大规模调控使联邦政府机构迅速扩大，新机构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从1933年50万人增到1938年84万人。（注：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2页。） 庞大的调控机器开始出现。英国也有从放弃自由贸易、强化专政到政府救济等类似发展。此时的英美国家调控具有应急性质，有待巩固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英美国家调控的发展推向更不可抗拒的新高潮，使国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达到空前强度。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变成了“强权者”；国家监管大多数经济生产，管制价格、工资、产品和原料分配；严格控制社会政治活动；国家机器和国家开支出现极大膨胀。大战及时巩固和发展了大危机时的国家调控，对全部国家生活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英美统治阶级也考虑到获取民心赢得战争胜利和战后调控需要，采取了一些长远性调控政策。英国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是其一。它是“福利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实质是调控社会关系、阶级矛盾和适应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经济需要。经济方面，“贝弗里奇所要求的是一种为了全社会利益而又不牺牲基本自由的引导、指挥和控制经济职能的全面政策。”（注：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4页。）
    不少人坚持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危险。哈耶克抨击政府干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通向极权；“计划导致独裁”；有组织的资本和劳工都是极权主义推动力。（他也不得不解释自由主义不主张放任自流；在竞争不能有效处，必须采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竞争原则有时承认“强制性干预，甚至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社科出版社1997 年版， 第71、185、41-43 页。）除思想论战，还有美国最高法院抵制“新政”措施；英国政府对大规模增加开支的犹豫；部分大资产阶级不满一些反危机和战时措施等。当时，这些思想不合时宜更非良方，必然是凯恩斯主义支配调控思想；危机和战争压倒了限制或反对强化国家干预的企图。应急时期完全确立了英美现代国家调控的地位。
    战后20多年是英美国家调控机制全面发展时期。大危机和大战的打击迫使统治阶级将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视为战后调控的急切战略任务。凯恩斯和贝弗里奇所代表的阶级的主要目标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有效率”。（注：J·斯梯文森：《英国社会，1914-1945 年》（John Stevenson, British Society 1914-45），企鹅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同时，国家调控趋向完备：从发展形态看， 是开发利用更多的调控资源，增大调控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丰富调控手段和方式；从内在联系看，各种调控措施趋于配套，产生综合效应；从驱动力看，是内外矛盾压力使然，外有冷战冲突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长期相持不下；内有使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觉得不安稳的种种矛盾。
    经济调控中首先是确立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混合调控机制。凯恩斯主义开发了国家干预这个庞大的调控资源，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大规模运用金融、财政、产业和税收等调节政策，强化行政干预和采用一些经济计划等手段；微观调控中有价格管制、反垄断等措施。混合调控机制发挥了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基本作用，构成英美现代调控机制的骨干支柱。英国工党侧重经济计划和国有化较多，当作重要调控手段；美国侧重对私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调控。
    调控政策发展成庞大的网络系统，覆盖社会各方面。美国的重要调控法令从1900-1909年的区区数个增至1930-1939年的50 个和1970 -1979年的140 个。 （注：梅纳斯等编：《调控与里根时代》（ R.E.Meiners,etc.ed.,Regulation and the Regan Era），纽约1989年版，第8页。）具体政策非常繁杂，依实际作用可分三大类基本政策：一、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类，如各种经济法规和专政手段等；二、保障基本生活类，如失业救济、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政策和基本食品廉价供应等；三、利益调节类，如经济竞争、税收、保护消费者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再加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等，构成国家对社会的基本调控框架。其中，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是两个重要“社会稳定器”，如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提出联邦政府应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和购买力；英国在战后初期建立福利国家。社会调控中，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等监管更加严密，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化解一些社会不满。政法调控中，扩大民主人权和依法专政更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调控法宝。不过，也有麦卡锡反共狂潮的教训，大规模的整肃“扩大化”既伤害成千上万无辜者，也打击统治阶级自身。与调控政策发展相应，英美国家机构作为调控机器更加庞大，也完善了主管部门、半独立、独立和自我调控四类机构组成的战后调控组织体系；政府开支相应大幅度膨胀。
    开发调控资源和丰富调控手段方式是一个重要特点。如将科技和教育作为新调控资源和手段开发利用。英美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生产力，也用于解决环境污染、医疗和安全等社会问题，更用于国家调控技术手段科技化，提高技术装备的质量效能，形成更严密、高效率和覆盖广的社会监控网络，大大增强国家机器对社会变动的反应速度和调控能力。同时利用教育事业发挥减缓社会变革冲击和转化矛盾的调控作用。英美在战后大力发展中高等教育，如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和1963年英国罗宾逊报告确立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者都应有机会上大学的原则，并投入巨资，逐渐形成“防洪发电”的“调控水库”，旨在大规模延迟青年就业、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再培训和缓冲之地、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灌输正统思想等，兼收缓冲就业压力和社会控制之利。
    这一阶段强化国家干预，实现全局性调控，全面增强调控能力，相对化解了“市场失灵”和“调控不足”问题，解救了资本主义的危亡并促进其稳定发展，促成战后“黄金时代”；主要成果是形成一个大至宏观政策小到房租水电，维护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的较完备的秩序系统。然而，60年代后，矛盾发展与现有调控的失衡再度显现，出现“政府失灵”、“调控失灵”等重大问题。
    （四）
    70年代起，英美进入“再调控”阶段，调控机制再次大转折。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从表象看，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迟滞的“滞胀”，充分就业无法实现、资本利润下滑、劳资冲突激化、福利开支庞大难以承受、贫困现象不绝、能源危机和货币危机频频、种族冲突和各种政治斗争高涨、政府财政困难等，构成社会和经济矛盾的并发危机。更深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凯恩斯主义失灵，“黄金时代”告终。
    具体实践中，英美国家调控机制出现大量“调控失灵”问题，概括为：1、 调控过度：调控措施过多过严压制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和发展活力；2、调控谋私：利益集团利用调控措施谋取私利；3、调控僵化：既有措施不适应新变化；4、 调控滞后：缺乏必要措施规范或制止某些社会行为，落后于社会的调控需要；5、调控信息不灵， 导致盲目决策和行动失误；6、调控机构庞杂和人员素质不高，如政府机构庞大， 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7、调控成本高，效益低，如美国1978 年直接调控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26%；（注：1997年加拿大百科词典（The 1997Canadian Encyclopedia Plus），麦克拉伦德与斯图亚特公司1997年激光光盘版，经济调控条目。）“调控的低能低效和走样变形不胜枚举。”（注：K·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K. Button &D.Swann ed.,The Age of Regulatory Reform），克拉仁顿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此外，调控措施影响利益分配，更因这些问题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矛盾与调控之间新的重大失衡，迫使统治阶级重新考虑国家调控机制。对调控机制实行调控，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