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国革命激化、发展到雅各宾专政这一阶段时，潘恩的政治立场会发生逆转，而和他的对手伯克表现出趋同和一致的倾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透彻理解法国革命的进程和性质。从一开始，法国革命就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不尽相同，它不象前两场革命那样主要止于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政治革命无法加以约束和控制，社会革命的色彩则大大强化，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并夹杂着大量血腥、恐怖和暴力。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走上了一条颠覆自由和财产的歧路，而维护自由和财产正是伯克所保守的18世纪英国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潘恩所以转向，和伯克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于参照法国革命的制度和原则，他对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解和伯克有共通之处。概括起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对社会秩序的肯定
    根据其社会观，伯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潘恩虽然推崇理性的社会秩序，但他并不象卢梭那样，否定文明的进步、社会秩序的演进本身。他认为社会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而且必需的。潘恩笼统地把文明与社会等同起来，把贸易和通商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和文明的理性、自然法则的体现，正是这些法则维系着“个人与集体的安全和幸福”。（注：《潘恩选集》，229～231页。）
    潘恩认为，社会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重税、压迫和战争等等，其症结不在社会秩序本身，而在政府。由于“政府的体制出了毛病”，才造成了暴乱和骚动，因为“政府不是使社会团结，而是使社会分裂；它剥夺了社会的自然凝聚力，引起了本来不会有的不满与混乱”。他断言：“政府决不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因与手段，倒往往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注：《潘恩选集》，231～232页。）因此，需要变革的不是社会秩序，而是政府。
    潘恩对社会秩序的肯定突出表现在他的财产观之中。在他看来，维护既定的产权关系和革命的目标并不矛盾，革命并不需要财产的剥夺和瓜分，“瓜分财产的念头”“从没有进入过人民大众的头脑”。（注：《潘恩选集》，97页。）基于人性的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革命应当实现平等，但平等只限于政治自由和民主，每个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机会的平等，让勤奋进取的个人在一种竞争性的个人社会中脱颖而出，谋取利益。潘恩认为，平等并不是平权或平均财产，“有一点很明确，财产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注：伊萨克·克兰尼克：《共和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155页，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90。）
    2.关于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方式
    伯克是主张改革的。这首先得自英国的政治传统。在他看来，英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乃历史上一系列改革的产物，其最大、最有意义的一场改革就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的原则即“守成和改革”。（注：《法国革命感想录》，19页。）伯克的改革思想和他的社会观是高度统一的。把历史和传统作为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依据，社会变革的合理方式只能是渐进改革。
    和伯克相左，潘恩主张革命，赞成革命，拥护革命，这似乎不成问题。潘恩曾一再投身革命，为革命呐喊、辩护。然而他反雅各宾派、维护社会秩序的立场不是和他的革命思想互相抵触吗？这就需要进一步澄清：潘恩的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他的革命允许走多远？
    潘恩的革命是理性革命，把理性和进步原则运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潘恩认识到，“现在是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注：《潘恩选集》，216页。）但他并不希望看到一场社会革命，实现社会平权和经济平等。他反复强调理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力量，他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看作是理性革命的榜样，正是“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美法这两场“光辉革命”才使英国的光荣革命“黯然失色”的。（注：《潘恩选集》，166页。）
    潘恩认为，理性革命是为了建立理性的秩序，消除战争，避免非理性的暴力和混乱。人们应该运用理性来预见革命来临，促进革命发生，而不听任它们发展成为骚乱，这才是明智的。（注：《潘恩选集》，216页。）在理性的原则指导下，“我们今后有希望看到一些革命或政府的更迭以同样安详的方式产生”，而“想用暴力去完成应当用理智去完成的事，这种做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恶劣的”。（注：《潘恩选集》，330页。）他还试图区分“积极的革命”和“消极的革命”：前者狂热、冒险、相互报复，后者则冷静地通过协商、劝导和说服来解决问题。据此，潘恩得出结论说：“如果所要获得的好处值得进行一场消极的、合理的和无需付出代价的革命，那么，舍此而坐等以致引起一场暴力革命的灾难来临实乃下策。”（注：《潘恩选集》，335页。）
    可见，潘恩虽然赞成革命行动，但“他并不提倡暴力革命”。他希望看到剧烈的变化，但从未劝告人民起来武装斗争。尽管统治阶级顽固反对改革，可能最终迫使人民使用武力，但他认为诉诸暴力并非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注：H·T·狄金森：《自由与财产》，264页，伦敦，1977。）实际上，潘恩把他的理性革命等同于改革。他说：“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论你叫它们什么都可以。”（注：《潘恩选集》，328～329页。）
    潘恩的理性革命或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他要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是政府或政体的革命或改革。他把政体的合理、进步与否看作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症结。在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观照下，任何形式的君主制、贵族制都是过去那个封建时代陈腐、落后、反动的残余，必须加以彻底清理和根除。和伯克一致，潘恩政治革命或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自由，诚如他本人所言，《人权论》的宗旨是“捍卫自由原则”。（注：《潘恩选集》，109页。）
    三
    伯克、潘恩之间这种既存冲突又有共识、看似矛盾的情形，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尽管伯克、潘恩的身世迥然不同，但他们皆出自英国的政治环境，从而为他们的冲突和共识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就社会性质而论，英国从1640年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只是持续演进的过程，鲜有社会革命的色彩。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一切政治变革的归宿。而且，根据英国的政治传统，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归结为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限制王权，反抗暴政。在光荣革命以后，这种斗争主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进行，代议制度为自由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改革提供了上传下达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制定和实施各项改革举措的场所，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18世纪末期中兴的激进主义运动，虽然借重了自然权利、人民主权等革命学说，但其斗争目标始终未脱议会改革的轨道，诸如年度议会、降低或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实现普选权等等，较之伯克等温和改革派，只是更为激进而已，为下层人民提出了更多的权利要求，以实现他们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无意改变和破坏社会秩序，发动一场政治社会革命。作为这一时期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潘恩的思想只是更为集中、突出罢了。这就是为何当法国革命发展为一场激进、暴烈的政治社会大革命时，潘恩的思想会“右”倾、并且和伯克达成某种共识的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革命的政治实践确实使潘恩在英国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偏离。潘恩鼓吹北美独立，抨击英国现行政体，目的在于打破人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迷信，倡导实行共和政体。美国革命的成功，使他的政治理论得到了检验，确立了理性革命的原则，并且使他相信他“最心爱的美国”的政治原则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注：见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151页，三联书店，1994。）在《人权论》中，潘恩对政府起源、政府体制、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都参照美国为榜样，这使他对英国政治传统和体制的批判更为直率、大胆，使他和伯克之间发生了鲜明、强烈的冲突。以美国革命原则为标准，表明潘恩对法国革命的原则和精神缺乏清醒的、现实的理解。事实上，“他根据自己的政治概念解释革命，自1776年以来很少改变”。（注：费纳西：《伯克、潘恩和人权》，180页。）因此可以说，伯克和潘恩的论战实质上并非英国政治传统和法国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英国政治传统和美国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这样，在法国革命的背景下，伯克、潘恩的一致和共识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美国革命的制度和原则是扬弃英国政治传统的产物，本质上是和英国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虽然美国率先实现共和，在改进和完善政治体制方面走在英国前面，但英、美政治体制方面的一致仍然和法国等欧陆国家形成了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和各自不同的政治传统和革命原则紧密相关的。法国革命主要是在卢梭的思想或卢梭主义的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下度过的，卢梭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反对英国式的议会代表制，推崇那种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他的理想政治设计体现在其社会契约论之中，国家至上，人民主权，却潜伏着专制和暴政的危险。这些政治理想在法国革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英美权力制衡的代议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避免卢梭式的政治设计所产生的那些问题。潘恩的代议共和制恰恰是为了解决卢梭式的难题。
    自法国革命以降，英国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冲突斗争中形成了渐进改革的英国式发展道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激进主义是历史的预言家，它总是走在历史前面，一切变革都是激进主义原则的胜利。保守主义则立足现实，它接受改革的实际成果，并把改革限制在温和、稳健的范围内，成为改革的制动闸。（注：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273～27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动态平衡是英国式发展道路成功的关键，改革要想顺利进行，两者缺一不可。伯克和潘恩缺一不可。对改革来说，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具有互补性的，伯克和潘恩的冲突和共识提供了日后改革的前提、基准和方向。潘恩虽然不喜英国，背弃英国，批判英国，但最终仍进入英国的政治传统之中。
    从英国革命经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实现了它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显著的；在思想创新方面，伯克和潘恩是显著的。他们的冲突和共识代表着新兴政治力量巩固、保守和完善革命时代的政治成果的最后努力。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战则最终确立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地位。就革命目标而论，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