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西方现代化的著述可谓洋洋大观。论及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或原因，众说不一，或谓农民，或谓城市，或谓商品经济，或谓传统文化，不一而足，却从未有人从自然资源、政府政策以及此二者与历史机遇的关系上进行探讨。而在我们看来，自然资源、历史机遇和政府政策的综合作用才是西欧现代化得以启动并走向成功的基本原因。拥有某种雄厚的适于发展民族工业的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启动的基础；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巨变所带来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是现代化启动的机遇；但是，这种基础和机遇能否得到合理利用并充分发挥效力，则要看政府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本文拟通过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比较，说明自然资源、历史机遇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英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制定政策，使工业化得以顺利启动。
    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现代化肇始于毛纺织业，而毛纺织业的发轫与发达，首先依赖国内的羊毛生产。英国自然地理为养羊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四面环海，气候温而不热，润而不潮，又地域空旷，山岗连绵，植物丰茂，极便养羊；所产羊毛光洁柔轫，质地优良，备受中世纪西欧各纺织圣地的青睐。由于自然地理提供的条件在羊毛生产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羊毛看作当时英国的一项自然资源。对英国来说，这一条件一方面可使羊毛制造商摆脱进口关税的盘剥，节省长途运输费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可在一般情况下保障原料供应，从而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革新。而如不具备这一条件，虽有较好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终不免受到原料危机的困扼。在这一方面，英国的近邻佛兰德尔和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提供了有力的反证。佛兰德尔素以技术高超、制作精良而著称，然而基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只能养牛养鹅而不能养羊，所以毛织业有史以来即依靠自英国进口原料。正因为如此，佛兰德尔的作坊主们最怕英法关系恶化，而这种恶化在中世纪又偏偏屡屡发生，给佛兰德尔带来巨大损失：作坊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也曾因纺织业的发展而盛极一时，并率先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地理发现新时代的到来，这些共和国迅速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工场主们携带资金从破旧的场房里走出，回到乡下重操务农旧业。这一历史的景观所以出现，仅仅归因于商路和市场的转移是不够的，或者说不全面，因为它忽略了上面论述的条件。近年对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工业原料主要依靠进口是导致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刘景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由此可见原料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正当意大利共和国迅速走向衰落的时候，英国发达的养羊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形突出，这真可谓相映成趣了。
    在传统农业社会，因近代工业没有产生，发展机遇所以成为机遇，首先以原料为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也就必然无机可遇。然而在15、16世纪，所谓机遇，还主要限于牧羊业和呢绒业，因为海道大通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形成首先刺激了羊毛需求量的增长，而需求量的增长必然带来羊毛价格的飞涨。据统计，16世纪30年代，羊毛价格较15世纪同期增长了2倍。（注：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页。）16世纪，相同面积的牧场收益是耕地的3倍，草地价格也是耕地价格的3倍。养羊业如此走俏，“羊蹄子把沙子变成黄金”、“羊吃人”等怪异现象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既然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限于养羊和毛织业，那么对于西方那些不具备养羊、纺织条件的主要国家，这一空前巨变则很难说是一种机遇，甚至成为一种陷井。在这方面，意大利诸共和国又可以充当典型代表了。本来，这些共和国早有毛织业发达的历史，因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理应是一种推动，但实际情况则恰非如此。因为羊毛及羊毛织品价格的日益增长使羊毛输出国越来越感到出口原料并非明智之举，而如将羊毛加工成呢绒出售，则必独擅羊毛之利。于是国家政策对于羊毛出口渐由限制而改为禁止，从而切断了共和国毛织业的原料来源。（注：刘景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新航路的开辟又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传统商路冷落，商业舞台移位，而舞台角色变换的结果，是英、荷等国的商业冒险家取共和国商人而代之。
    意大利共和国因纺织原料匮乏而中途落伍，英国则因供应充足而后来居上。那么西班牙呢？就纺织业而言，它原本与英国具有同等或相似的地位。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它很早便发展了牧羊业，并组成了拥有金库、机关和法庭、能以左右国家政治的“牧主同盟”的实权组织。（注：克尼斯伯格、莫斯：《16世纪的欧洲》（H.G.Koenigsberger and G.L.Mosse,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伦敦1981年版，第32-33页。）所产美利奴羊毛相比英国优质羊毛毫不逊色，可以织造高级呢绒。羊毛输出是对外贸易的大宗，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注：道格拉斯·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19、176-177页。）由于养羊业发展较早，毛织业的历史也比较悠久，16世纪已经形成巨大的毛纺中心。塞维利亚有作坊16000家，职工达13万人之多，其规模不在英国毛纺中心之下。（注：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现代）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从发展机遇来看，应该说它比英国幸运得多。它最先发现了美洲，最先在这里建立殖民地，最先也最多从这里掠走金银，最具条件从羊毛和毛织业中获利，然而它为什么没有稳定、持续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而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样扮演了国际竞争舞台的悲剧角色？原因既不在原料，不在机遇，自然在经济政策了。
    自15世纪统一以来，西班牙封建政府和贵族便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海外。他们艳羡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富庶，沉迷低地国家的税收，垂涎拉美殖民地的金银，而很少注意本土的经济发展。因此，当邻国如英、法封建政府将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转移到对民族工业的保护的时候，它仍旧悠然自得地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而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济政策上的急功近利使这个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带来了深重的遗患。至16世纪末叶，它不仅丧失了国外市场，而且丢掉了国内市场，它的本土已经成为英、荷、法竞相倾销商品的场所。面对来自海外的强力竞争，鼠目寸光的西班牙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给民族工业以应有的保护，却基于眼前的利益和功利的需要不断赐于贵族迈斯达以封建特权。而这，不仅牺牲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农民的利益，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农业，也断送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注：林奇：《1516-1598年的西班牙》（J.Lynch,Spain 1516-1598），牛津1992年版，第161-162页；克尼斯伯格、莫斯：《16世纪的欧洲》，第32-33页；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M.M.Posta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1卷，剑桥1971年版，第439页。）16世纪中叶，民族工业已出现衰落的迹象。16世纪下半叶，素称发达的毛织业便急遽萎缩，许多纺织圣地的呢绒生产陷于停顿，全国呢绒产量较16世纪前期萎缩了80%。（注：林奇：《1516-1598年的西班牙》，第165-168页；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页。）面对内外交困的经济形势，这个庞大的帝国不得不依靠外国的供应来满足需要，于是英国的精纺毛呢与金属制品、荷兰的船舶、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绸很快取代了本国的同类产品。而与此同时，以羊毛为主体的原料或半成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注：齐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61页。）
    同其它国家一样，西班牙上流社会素有穿用外国呢绒的“雅好”。对此，政府既没有禁止或哪怕限制外国呢绒进口，也没有责令其购买国货，结果使本来已陷困境的民族纺织业的生存更雪上加霜。
    在生产关系方面，西班牙毛织业中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萌芽的发育、生长需要资本的扶植与保护。在这方面，西班牙在欧洲国家中最具条件。因为在美洲金银产地发现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它曾以每年数10吨的巨额将殖民地金银运回母国。（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C.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1年版，第226页。）遗憾的是，如此雄厚的资金没有投入经济建设，而是虚掷于穷奢极欲的宫廷排场、腐朽糜烂的贵族生活等众多的非生产性消费上。官僚机构庞大无匹，每5人即有一官；（注：彭宁顿：《17世纪的欧洲》（D.H.Pennington,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纽约1983年版，第202页。）对外战争无休无止，因此，从16世纪前半期到17世纪中叶，财政非但没有储积，债务反而陡增了10倍，总额高达10多亿杜卡特。（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53页。）所以有史家说：“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象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52页。）
    就这样，西班牙终于丧失了发展经济的天赐良机，由那个时代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迅速降为一个三流弱帮。如果说意大利的落伍是因为它既无天时又无地利，那么西班牙的落伍则是在天时地利兼具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昏庸无道而发生，其代价也惨重，教训也深刻！
    与短视的西班牙政府相比，英国政府真可谓“目光远大、深谋远虑”了。在13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里，它制定了一套几乎可说与西班牙政府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工商业发展的各主要方面，反映了政府对羊毛纺织业的全方位关注。
    在原料供应方面，英国毛织业也曾面临羊毛大宗出口而供应不足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对此很早便有觉察并注意设法解决。解决的主要办法是禁止羊毛出口。自亨利三世以来的历代国王，大都颁布过这种禁令，有的甚至反复颁行。禁令涉及的物品不只是羊毛，有时还包括生产呢绒所需要的其他原料，例如爱德华二世曾致函伦敦市长查禁途经伦敦而运往国外的起绒草、漂白土、黄油、茜草等原料，（注：布兰德、布朗、唐奈：《英国经济史资料选辑》（A.E.Bland,P.A.Brown and R.H.Tawney,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t Documents），伦敦1933年版，第186页。）以保证国内供应，削弱竞争对手。有的国王则从关联国计民生的高度看待原料供应，认为毛织业是英国手工业的主要行业，羊毛供应不仅关系英格兰大宗出口产品的生产问题，而且关系人们的就业问题，保证毛织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首先保证充足的羊毛供应。（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55页。）有了这样的认识，政策的导向便必然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利于工业化的启动。
    在生产技术方面，英国毛织业在15世纪以前不仅落后于其邻邦佛兰德尔，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而且落后于低地国家和西班牙，这使英国呢绒生产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无力在国际市场同他国竞争。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有多种方法，但最经济最简便最省时的方法莫过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技术工人移居英国，直接提高加强英国的技术力量。在13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里，英国政府正是在这方面投入了最多的代价。1271年，亨利三世宣布：“所有男女织工，无论是佛兰德尔人还是他国人，均可前来我国安全织布。”对于移居者，他曾赐予5年的免税待遇。爱德华二世则将前来定居的外国织工接受为英国居民，赐予与土著同等的权利。（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65、462-463、449、466页。）爱德华三世在其统治的50年间更多次颁令，鼓励外国工匠移居英国。1337年，授予移居英国的佛兰德尔工匠约翰·凯普和随同前来的仆从及学徒以特许证，以保护他们在英国就业。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政府更加大了吸引外国织工移居英国的力度。亨利七世重申外国织工移居法令，爱德华六世甚至建立移民点，向移居织工提供贷款并赐予土地。伊丽莎白一世则利用尼德兰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时机，大量接纳尼德兰织工。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早在14世纪，便不断有外国织工携带眷属、帮工、学徒和财产移居英国，他们包括佛兰德尔、西兰、不拉奔等纺织圣地的织工，定居的区域很广，包括伦敦、温彻斯特、诺威奇、布列斯托尔、阿宾顿、约克等地。而至16世纪后期，正当西班牙毛织业迅速萎缩的时候，英国毛织业正在大量吸纳外国职工，特别是来自尼德兰的熟练织工，从而使纺织技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16世纪初期一度衰退的诺威奇接受移民达4000人，并迅速复苏，成为“新织品”的生产中心；（注：利普森：《英国毛织工业史》（E.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伦敦1921年版，第23-26页。）科尔切斯特自1565年开始的20年里，接受移民达13000人，成为另一个“新织品”生产中心。1558年，2860个尼德兰人迁入英国，1563年前后，18000名佛来名人迁入伦敦与桑威奇，1566年又增至30000人。（注：布莱克：《伊丽莎白的统治，1558-1603年》（J.B.Black,The Reign of Elizabeth,1558-1603），牛津1959年版，第121页。）16世纪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别关键而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政策的作用，积累了千年之久的西班牙工业基础几近瓦解，而较之远为薄弱的英国则日趋雄厚与坚实。基于此，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凯歌首先在英国奏响，而与西班牙无缘。
    充足的原料供应与先进的工艺技术意味着毛织品的高产与优质。优质是适销的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优质不一定适销，而高产却必定增加销售压力。在英国，由于对羊毛出口的限制和禁止，以及对外国织工的吸引与接纳，呢绒产量迅速增长。（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78页。）呢绒产量的增长当然是喜人的，却也给有限的市场带来了压力，使之不时出现滞销现象，面对这一情况，英国政府采取了与西班牙截然不同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以拓展销路。这种措施首先是针对贵族制定的，因为英国贵族同西班牙贵族一样，也追求洋货，以穿着进口呢料为荣。1332年，爱德华三世颁令禁止使用进口呢绒，1337年更宣布禁止外国呢绒进口，命令使用国产呢绒。（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54页。）爱德华四世也曾反复颁布类似的禁令，令人们购买国产呢绒。（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55页。）但是国内市场毕竟有限，要大力发展毛织业，必须打开并占领国际市场。于是英国诸王在颁布上述法令的同时，又采取措施鼓励呢绒出口。这种鼓励政策集中表现在呢绒与羊毛出口关税的税率上。1347年之前，出口呢绒均享免税待遇，其后虽规定征税，但税率极低，不及2%，而同期的羊毛出口税却征33%。（注：波沃：《英国中世纪的羊毛贸易》（E.Power,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牛津1942年版，第101-102页。）政府政策有效地拓宽了呢绒销路，提高了销量。1350年到1400年的50年间，宽幅呢绒的产量仅仅增加了3倍，而出口量却增加了近9倍，说明原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呢绒部分转到了国际市场，而自14世纪中叶迄17世纪初年以来，呢绒出口量一直呈扶摇直上之势：1347-1348年间，年输出呢绒为4423匹，1366-1368年为14000匹，1372-1375年间为43000匹，15世纪中叶为54000匹，爱德华四世统治末年为63000匹，亨利八世统治初年为84000匹，16世纪中叶，达122000匹。（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剑桥1987年版，第677-678页。）而此后至17世纪初年，呢绒出口一直稳定在11万匹左右。（注：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无可否认，英国政府关于毛织业的某些法令的颁布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财政的利益，但是，就政治目的而言，一些法令的颁布并非完全与经济发展意识无关，例如1377年禁止羊毛输出佛兰德尔。这一法令的颁布表面上看与王位继承、英法关系交恶相关，实际上是争夺封建领地所导致的结果。作为西欧毛织业发展圣地和英国邻邦的佛兰德尔，素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佛兰德尔是英国羊毛的主要购买地。基于这种关系，英国早有并吞之意，只是缺乏合适的理由与机会。而假如佛兰德尔归属了英国，则必促进英国手工业以致整个经济的发展。就财政利益来说，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发展的意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一点可由国王倡导建立城市从而增加收入得到旁证。即使基于纯粹政治目的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与国王或政府发展民族工业的指导思想也不发生矛盾。否则便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招揽外国织工且给予免税特权；无法解释将羊毛出口税率定为33%，而呢绒出口免税或虽征却不及为2%，从而无法解释限制、禁止而不是鼓励、扩大羊毛出口。按政府规定的税率，只有扩大出口，政府才能获得更多的关税，而禁止出口，则等于完全丢弃这项收入。
    14、15世纪，英国也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但扶植、保护这一萌芽的资金条件远不及西班牙。在国内，英国的贵金属矿藏至为少见，约在这个时期之前几乎开采净尽。稍后的几个世纪，只能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发现微量的黄金，而这是绝难满足社会需要的。据统计，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100年间，英国平均每年用于铸造货币的白银为8906镑。从1345到1377年，用于铸造货币的黄金为2538镑。而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商品经济已获巨大发展，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为白银1157镑，黄金1845镑。（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33页。）在国外，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还没有象西班牙那样拥有贵金属矿藏丰富的殖民地，所以无法供应国内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然而时人的记载表明，人们不仅普遍感到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并且已表现出不安与不满。显然，向流通领域追加黄金，已经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一难题，英国政府没有束手无策，而是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限制、禁止金银出口。在这一方面，政府颁布了大量法令。这些法令在13、14世纪主要是限制金银出口；14、15世纪则主要是禁止出口。（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剑桥1979年版，第333页；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532、533页；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第二，利用它的王牌产品--羊毛，吸引并在必要时强制金银入口。13、14世纪，针对国际市场铸币成色日益低劣的情形，政府规定购买英国羊毛必须支付金银，英国羊毛商人须根据他们运往国外的羊毛数量带回相应比例的金银，前来英国的外商必须首先缴纳一定量的金银给造币场。（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333页。）1429年关于金银的条例重申，在羊毛中心市场所购羊毛的全部货款必须以金银支付。（注：包尔顿：《英国中世纪的经济，1150-1500年》（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伦敦1980年版，第299页。）第三，通过商业贸易、海盗掠夺攫取拉美殖民地的黄金。16世纪，英国政府通过海盗手段掠取西班牙得自美洲的黄金已众所周知。据不完全统计，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仅从美洲一地掠取黄金即达1200万英镑。然而，这一数字比之贸易所得只是个零头。这里所说贸易主要指与葡萄牙的贸易。17、18世纪，巴西黄金、钻石的发现开采曾经构成葡萄牙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估算，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时期，巴西向葡萄牙输出的黄金和钻石总值达1.7亿英镑。（注：周世秀：《巴西的“发现”与开拓对欧洲的影响》，载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面对这一巨额财富，英国政府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它利用与葡萄牙的经济伙伴、军事靠山的关系，迫使葡萄牙允许巴西殖民地与自己通商，并同意签订梅修因协定，特别是后者，使英国的毛织品打入了葡萄牙市场，并最终扼杀了处在襁褓中的葡萄牙纺织业，致使远在巴西矿山的奴隶也不得不靠英国衣料蔽体。于是滚滚而来的巴西金银、钻石经过里斯本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英国国库。晚近的研究表明，巴西黄金对英国工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它加快了英国货币资本的集中，加强了英国的货币体系，推动了英国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注：周世秀：《巴西的“发现”与开拓对欧洲的影响》。）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政府政策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了。如无政策的正确指导，储积起来的金银也可能象西、葡那样在短时间内挥霍净尽。但是，如前所述，都铎王朝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料供应、发展呢绒贸易、支持羊毛生产。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也基本上贯彻了这种政策。这些政策连续贯彻的结果，使英国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羊毛生产的良好环境，从而将众多分散的私人资本吸引到羊毛生产上来，使毛纺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不仅表现为雇佣上千或数千人的超大型手工工场的增加，而且表现为手工工场的普遍发生和总量的急剧增长，表现为手工工场最终取代行会组织而成为羊毛生产的基本形式。
    资金问题的解决和手工工场的迅速发展向政府提出了另一个难题。劳动力从哪里来？手工业组织由行会到手工工场过渡的重要变化之一便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人手的增加。在行会生产的条件下，一个作坊通常拥有包括师傅在内的几个人手，拥有6、7人的作坊便是大型作坊了。手工工场则不然，在16、17世纪，不说雇佣上千或数千人的超大型工场，即使普通的中小工场也拥有上百或数十劳动人手，相当于十数个或数十个作坊劳动人手的总量，而且手工工场方兴未艾、迅猛发展的势关，需要劳动力的不断追加。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正在解决毛织业劳动力的补充问题，地理发现、海道大通引发的圈地运动的巨潮已将数以万计的农民赶出家园。问题在于政府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显然，如果听任这种现象滋生蔓延，那就无异于纵容圈地、制造饥饿。因为圈地的发生必然引起粮田面积的缩减和粮食总产的下降，而这就意味着粮食供应短缺，引起饥荒。正是基于这一具体情况，英国政府最先作出的反应是限制土地圈占。
    从1488年政府颁布第一个反圈地法令起到1593年伊丽莎白女王废除全部反圈地法令止，中间经历了100多年的过程。一种政策或一类措施颁行时间如此之长在世界历史上确不多见，然而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英国政府在圈地问题上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谁都承认，政府颁布的法令从未得到认真执行，有些法令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所以出现，恐怕不排除政府面对农民运动的高涨和开明人士的疾呼而不得不敷衍塞责的可能，否则它就应对那些执法人员予以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在反圈地过程中，政府曾多次颁布劳工立法，制止失地农民四处乞讨，令其返乡或就地受雇。与反圈地法令的贯彻形成鲜明的对比，劳工立法的执行曾将数以万计的失地农民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那么，这些失地农民是如何受雇的呢？无论在原籍或是在当地，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到手工工场做工，因为庄园主所以将他们赶出庄园是为了营建牧场，而牧场所需佣工极为有限，一片广袤的土地只需几个牧童。而到手工工场受雇，也就顺应了由农业向手工业调配劳工的历史要求。由此可见，即使在反圈地法令颁行的高潮时期，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完全背离历史发展的趋势。
    随着手工工场的迅速发展，毛织业与农业争夺劳工的矛盾益发尖锐。这时的政府不仅已经察觉反圈地立法徒劳无益，而且进一步认识了毛织业作为民族工业的巨大意义，于是在1593年，伊丽莎白这位曾数次责令组建检查团调查圈地情况以期匡正的女王一反常态，下令一举废除了自1488年以来颁行的全部反圈地法令。女王的这一决定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然而，当人们几乎还没从对这一决定的反应中醒悟的时候，国会又通过了更具震撼力的法令：在赫里福德郡的马登和布登汉姆圈地。国会的法令不啻为一声惊雷，它震摄了人们的心田，宣告了反圈地立法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圈地高潮的即将到来。此后，国会不断有新的圈地法令制定出台，特别是进入18世纪，颁令数目显著增加，据统计1720-1729年为25个；1730-1739年为39个；1740-1749年为36个；1750-1759年为137个。从18世纪60年代起，颁令次数陡增：1760-1769年为385个；1770-1779年为660个，1780-1789年为246个；1790-1799年为469个；1800-1809年为847个；1810-1819年为853个。（注：第安、科尔：《英国经济的增长，1688-1959年》（P.Dean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剑桥1964年版，第94页。）如果把1593年女王的决定、1608年国会的法令与1593年以前的反圈地立法的流于形式以及“血腥立法”的贯彻执行结合起来思考，那么，我们对政府反圈地立法的真正意图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国会圈地法令的大量颁行极大地推动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而圈地运动的发展又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的背井离乡。基于上述原因，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到手工工场受雇，从而解决了毛织业的劳动力问题。据研究，18世纪，大约有一半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注：王乃耀：《圈地运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载戚国淦主编：《撷英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劳动力当然受雇于许多行业，但主要在毛织业就业则是确信无疑的。
    大量劳工从农业调配到毛织业是否会导致农业的偏废，并反过来限制手工业的发展？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英国工业化启动的过程同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毛织业的同时，大量的土地也就转化为牧场。这显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因为农业现有土地面积和劳动力的比例与以前相比基本维持不变。问题的关键在于手工业发展的优越性吸引了大量的来自未转化为牧场的土地的劳动力。但研究表明，这已经是18世纪的事情，而17世纪以来特别是由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农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提高，劳动工具获得了显著的改进和革新，这不仅使农业劳动力相对以前显得比较宽裕，而且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获得了很大增长。16世纪之前小麦亩产量为6蒲式尔；17世纪中叶已达12蒲式尔；而在18世纪末，产量达到24蒲式尔。粮食产量的提高加强了农业人口养活非农业人口的能力，1700年，一个英国农民可以供应非农业人口1.7人，1800年增至2.5人。（注：王乃耀：《圈地运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这就为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手工业的发展，事实证明，此时的英国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这样，在原料、机遇具备的条件下，英国政府通过政策的作用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销售、资金和劳动力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自然资源、政策以及此二者与历史机遇的综合作用，才有了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腾飞，而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吸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失败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