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一时期，张元济在事业上不断成功的同时，对政治的热情与直接参与程度在不断冷却。戊戌变法失败，他被逐出都门，走向民间，来到远离京都的商埠，但一开始，他还保有相当高的政治激情。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华北。张元济一听到“大沽炮台昨已开炮，轰击各国兵舰，德兵官受伤，炮台失守”（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之后，马上想到：“各国必并力前进。螳臂挡车，胜败可决。祸变之惨，将不忍言。政府一蹶，东南各省必乱事蜂起。哀我生民何堪遭此荼毒。”（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
    他看到这场由慈禧挑起的战祸已无可挽回，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利用南方的有利地位，辟开战祸，保全富庶的东南之地及这一带亿万民众的生命和财产。他立即给盛宣怀写信：“今督两江、粤、鄂诸公，皆负时誉。阅报并知先生昨有联衔电奏请救危局之举。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盛对张十分器重和信任，这从几天后张母病故，盛亲至张宅祭奠一事可证。两天后，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谓：“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任保护，勿任干预。”（注：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第2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盛宣怀在张之洞、刘坤一与外国领事间频频联络，6月23日，盛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请饬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留东南以救社稷”。（注：转引自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到6月26日，《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在沪订立。不管史家对东南互保如何评说，张元济为此事积极参与了谋划，“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至少说明他心系东南民众的生死，忧国忧民之心未泯。
    目睹八国联军的祸变，看到慈禧为渲泄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私愤，不惜利用愚昧民众，导致京城受陷，华北千百万生灵涂炭的惨状，张元济认为这是当局缺乏外交知识，一味盲目排外的结果。他在南洋公学工作稍有头绪之后，即与蔡元培、赵从蕃等发起创办《外交报》，并在创刊号发表《外交报叙例》，阐明办报宗旨。他说过去中国外交上的失败，“夫亦见地之不广，作用之不密”所造成。“广之、密之之道，不外于知彼知己，与时势为推移，刺其蕃变，舍报莫属。”于是办报人就“举我国对外之事实，与各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暨各国立法行政之迹，凡足资借镜者，博访而广译之，以为此报。”（注：张元济《外交报叙例》，载《外交报》第一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外交报》除了社说、谕旨、文牍各栏外，还广译国外外交消息、文件、外报文章、外交家传等，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潮在报上得到表达和反映，完全不同于专制集权的一统化。《外交报》甚至还登载过一些批评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张元济在这份连续发行9年的我国第一份外交专业报刊中，希翼着他普及现代外交观念、国际知识并对当局产生影响的深切希望。
    1903年，君主立宪这一社会思潮在国内和海外华侨、留学生中开始萌发、传播。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我东北爆发了一场罪恶战争，它直接激发了立宪运动的高涨。张元济等江浙立宪派人士，对我东北前途十分担忧：“观俄国举动，若令战胜，我恐无地自存。然必俟日兵败俄，我往收地，无论日本不肯让我如此便宜。我兵力、财力亦断断不得。彼时日本必以代守为言，真无异虎退狼进也。”（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4年3月3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10页。）一个月内，张元济三次上书盛宣怀，提出“且见庚子东南公保之约，成于宫保之手，则维持大局，济尤不能无一再之望。现在时机已迫，若再失误，以后将无可措手。”（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4年2月1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9页。）他与张美翊、吕景端进行了紧急磋商，提出要及早准备，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之所属。他们说服了盛宣怀，盛联合湖北抚台端方和办理商约大臣品海寰，又拉入岑春煊、魏光焘两位总督，联名上奏，要求派大臣出国，名为考求新政，实际四出游说，以图保全主权。张元济还与张謇、张美诩、许鼎霖、汤寿潜等人经过连日商谈，由张美翊执笔，写了一份说帖给他的老师、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机，请瞿派人调查宪法，倡导立宪。由于得到瞿的支持，终于促成了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这是中国高层官员第一次正式出访，其结果直接推动了以后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然而，同一时期另两件事，反映出张元济政治活动热情明显下降。
    1900年7月，以唐才常为首的正气会改名自立会，约集维新人士80多人，在愚园召开两次会议，称为“中国议会”。会议发布不承认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等宗旨。张元济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第二次会上，会长容闳指派干部，由张和孙宝瑄任会计，但张力辞不就。除了上述张力辞会计不就一项外，任何有关资料和研究文章中，均未见他参加活动的记载。特别是1929年丁文江等为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就这段历史询问过张元济，张的回答不得要领。这与1949年他回忆戊戌变法、1952年写《追述戊戌政变杂》成鲜明对照。
    庚子以后，慈禧在内外交困中，企图以“新政”作为救命稻草。维新人士除康、梁外，均可重获起用。瞿鸿机很欣赏张元济，1904年他通过汪康年试探张是否愿意在仕途上复出。张元济痛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朝廷的腐败有切身的感受，出版事业上的第一步成功，又使他深受鼓舞。他的复信意味深长：“善化师拳拳于弟，至为可感。惟数年以来，自镜稍明。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抑亦非所以对师门也。晤时如再询及，尚祈婉达鄙意。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904年8月14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54页。）这时，他已把编纂小学教科书这件政要们不放在眼里，大儒们不惜去做也不一定做得来的智民的基础工程，看得远远高于在官场的浮沉。这封信也是他已经实现了在民间出版事业中的人生定位的极好证明。瞿鸿机是张元济很尊敬的老师。1918年瞿在沪病逝，张不仅前往吊唁，还特地赶赴杭州送葬。如此对待逝去的师长，他生平大约也就这么一次。换一个角度看，这么一位恩师着力提拔他，他没有听命，足见他这次所实现的人生定位的稳固性。当然事物难免有些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