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学部奏调函件果真下来了，张元济感到“此事究于前途关系至大”，到学部去工作了两个月，又奏调至外务部筹办储才馆，一共在京耽了三个月，为两部起草了一批行政性文件，便匆匆告假，返回商务印书馆。1907年两次任命邮传部职，1909年任命为度支部咨议官，他都没有接受，一再辞请开缺，从此绝迹仕途。
    张元济是赞成君主立宪的。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历来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注：张元济《戊戌奏稿·跋》，载《涉园序跋集录》，第12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戊戌期间，他赞成并投入维新运动，但更多的是试图从开发民智这一基础工作做起，积细微之功效，促成社会的质的进步。1908年，他在日本得知朝廷宣布开设国会期限定为九年时，说：“在海外闻此消息，不觉欣喜。”（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甚至还说：“平心而论，九年之说诚不为迟，但求上下一心，实力准备，庶免为各国所嘲笑。”（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1906年，实业界、知识界知名人士组织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他是最早入会的成员之一。（注：参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内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名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的资料还说他在1911年2月当选为该会副会长。（注：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至今能见到的资料或正式出版的权威性的资料集以及有关论文、专著中，都未能找到张元济参加预备立宪公会活动或谈话的记载，《预备立宪公会报》中也没有他的文章。后来，各次国会请愿，成立省咨议局的活动，他也没有参加。那么张元济在立宪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呢？他设法利用他手中握有的文化传媒的力量，把他认定是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立宪思想，通过商务出版物，推广到士大夫、社会上层人士、学生和民众中去。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人物，包括后来担任过多年董事长的郑孝胥，创办人、总经理夏瑞芳，经理李宣龚（拔可），掌握出版方针的张元济，以及高凤谦（梦旦）、陶保霖、孟森等诸多高级编辑，都是预备立宪公会成员。1904年创办的商务最主要的杂志《东方杂志》，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立宪思想。仅从1904年各期的篇目看，刊物及时介绍了日俄战况、1904年7月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事，有转录自《外交报》的《论挽救西藏之策》等，这些内容试图以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为改变专制政体的动力。各期的社说中，有录自《中外日报》的《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录自立宪人士英敛之主办的《大公报》的《论中国立宪之要义》，时评《奏请立宪之风说》等等。《东方杂志》这一政治基调，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
    1907年初，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推出一部80册400万字的《日本法规大全》，是他为立宪运动做的一件大事。当时国内上层人士和知识界普遍认为向日本学习是中国近代化的捷径，明治维新后集日本法律之大成的《法规大全》必然是大家关心的一部重要资料。早在1901年，张元济就在南洋公学组织力量翻译，后因故拖了下来。1904年立宪运动高涨，盛宣怀重提此书，希望商务续成。张元济再次组织力量，克服了不少困难，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夕校改完竣。这部书出版半年内，预约及门售达3千余部，为国内各界系统了解日本明治以来法律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推动立宪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1908年，张元济对商务的出版做过下述指示：“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时事新报》载上谕胪列应为各事，可否即就所举各事选定编译次第，先行试办？鄙意尤重在先编浅近诸书，层层解说，如何为议院，何为选举，每类一册，……成一丛书，专备内地绅士入门研究之用……议院法、选举法如确已宣布，亦可编撰释义。”（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后来，这套由商务几位立宪派高级编辑编纂的丛书，如杨廷栋的《钦定宪法大纲讲义》、孟森的《新编法学通论》等，一一面世。1911年，张元济为了“以普通政治知识灌输国民”，（注：张元济致梁启超信，1911年1月2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24页。）与沈钧儒、林长民等24人发起创办《法政杂志》。
    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中出版政法书籍很多。张元济与他的同事们运用了商务的强大编辑力量，为君主立宪的推行，在舆论上，在宪政知识普及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普及上做了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是张元济的态度与风格：远离政治运动的核心，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在宣传、教育不同层次的民众方面，出了大力。后来君主立宪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商务这些书籍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使民众觉悟有了不少提高，为这一场社会大变革作了思想准备。
    三
    从戊戌到辛亥，是张元济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期。他被戊戌政变逐出政治舞台，离开了所受儒家传统教育给他规定的仕途，选择了走进中国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心上海，并在那里从事文教、出版事业，走上了“官”和“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这十余年内，他的人生轨迹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曲线：一条是他从南洋公学译书院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继而开创出了商务印书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上升的曲线。另一条是他从一名受过皇帝召见的中央政府官吏，进入了民间，起初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惯性，但后来，他的政治热情和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逐渐消退，直到绝迹仕途，远离政治活动。这是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的曲线。在这两条曲线一升一降的同时，他的抱负，他的社会进步观，即发展教育，启迪民智，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强国富民，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又形成了另一条稳态的曲线。而他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由这一思想观念决定的。他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功，也同样由这一思想观念生成。这三条交织着的曲线，勾勒出张元济在清末十余年间，由官到民，从儒到商，走知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道路的人生大转折过程。由于他本人具备了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办事认真、勤奋刻苦、热爱祖国这些基本素质，在社会大变革到来的时刻，与许多他的科举同年、戊戌同志及条件相仿的旧式学者不同，没有在大变革中无所适从，更不恋栈于腐朽、纷乱的官场，而是清醒地看到世界进步的潮流，结合自身的志向、性格和特长，作出了正确的人生定位。正是自身素质、外部环境和正确的抉择，使他取得了文化出版事业上数十年的成功与辉煌，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同时，通过他的劳动与智慧，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础，由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