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叶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从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九十年代中甲午战争的爆发这30多年时间里，海洋经济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即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其中以郑观应为代表。这些人的海洋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第二是宣传重商、商战；第三是流露出重工思想。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6]（P85）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7]（P45）农本的思想荡然。
    很明显，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批判农本商末为起始，而落脚点则在于重商、商战上。
    关于重商，马建忠有一段论述：“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8]（P31）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竟提出了“恃商为国本”[7]（P300）的口号。如郑观应曾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9]（三编，卷一，P2）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上述内容说明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重商主义倾向[10]（P10-13）。
    关于商战思想，较早提出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筹国用议》中主张加强发展出口贸易，并称出口大宗丝、茶为“富国之大源”，开商战思想之先声。其后，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应者纷起，而集大成者则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发展，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陈炽就曾指出：“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11]（P82）通过中西比较，陈炽认识到我国传统就是重农抑商，这与西方迥异，国用出于农，则重农，出于工商，则重工商，理固依然，无足怪哉。但至今以后，国家的根本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转移而补救之，固亦匪难也，无他，劝工而已矣。”[11]（P201）。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11]（P137）薛福成也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12]（P482）。
    总体看来，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海洋经济思想与经世派相比要明确得多，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在看到其进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早期改良思想家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商业、贸易极为重视，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对海洋经济的总体把握上还显得零碎而不全面。
    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是创巨痛深，知识界受此刺激，其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较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更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以工立国；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着意于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封建顽固派主张以农立国，早期改良思想家要求以商立国，而甲午战后的知识界则倡导以工立国。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13]（P226）。对于以商立国，他指出：“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基因于此，康有为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14]（光绪24年9月21日）。与康有为意见相一致的是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以工立国”。康有为与梁启超是率先鼓吹中国工业化的著名思想家。
    继康、梁启之后致力于重工的乃张謇。他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那么，农工商三者，哪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呢？是工业。对于商业，早在1895年，张謇就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对于农业，张謇虽然说过：“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15]（P13）但这里所说的“农为本”是农业为工业的基础的意思，即提供工业原料，总体看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16]（P36-40）张謇不仅有此认识，而且付诸行动。他于甲午战后创办大生纱厂，一举成功，“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17]（P129）。
    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经济自由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于反对官督商办，但客观上却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在《原强》中着重强调了个人经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谭嗣同的经济自由理论包括“人我通”、“中外通”两个方面，其中“人我通”是指人与人之间“其财均以流”，而“中外通”则是指国际贸易中“通人我……之一端”[18]（P327-328），经济一体化倾向十分明显。
    孙中山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总结者和总设计师，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必须致力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那些反对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几种论调如“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就整个世界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必须克服惧外心理，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19]（P135-146）。
    甲午战后知识界之所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也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孙中山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从以上所论可知，张謇、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海洋经济思想比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明显要系统、成熟、完整的多，至此，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步入到它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