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界说(2)
这里应该指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融合机制主要来自儒家思想。其一是它的和谐性。儒家提倡“合”“和”思想文化,从家庭到社会都散发出和谐气氛,能包容不同种族的人们及其文化,能与外来文化进行和谐的“对话”,并与之融合。其二是它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即儒家“与时并进”的精神。儒家思想在规定一些基本的准则时,也主张因地制宜,因时代变化作出自我调整。这种特点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与和谐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它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新加坡历史和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潮和实践活动。这种民族主义不但具有鲜明的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且包含着公众对国内政治发生相应变化的期望,不但协调了国内社会秩序和对外生存战略,而且将目标专注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它是新加坡人精神的凝聚力,对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但在新加坡,它带来的是文明与进步。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动态的、变化的。李光耀曾在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大会上说:“时代是进步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只能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38〕综观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它经历了从泛马来亚民族主义到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变化,经历了从主要争取民族独立到主要推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发展,经历了从重于学习西方、专注于社会经济发展到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至于细微的变化更是不胜枚举。总之,“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使这种民族主义能够吸收先进,博采众长,充满生机,持续发展。 注释: 〔1〕〔19〕〔22〕〔24〕〔26〕〔27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237页, 第395页,第166页,第550页,第395页。 〔2〕该院是为了纪念英国人斯坦德·莱佛士爵士而创办的, 学院以英语教学为主,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这所学院收费昂贵,但教学水平很高。 〔3〕〔4〕〔5〕〔8〕〔9〕〔20〕〔21〕〔30〕〔38 〕张永和:《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第121页,第139页,第180~182 页, 第244页,第307页,第459页,第442页,第369~370页,第436页。 〔6〕〔7〕〔11〕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第244页,第107页。 〔10〕〔新加坡〕冯青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144~145页。 〔12〕李元瑾:《根的失落与追寻--新加坡海峡华人与母语文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会刊《总会三年》,1989年,第85~87页。 〔13〕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4〕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5〕〔18〕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目录,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第394~395页。 〔16〕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7〕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6日。 〔23〕姚美良:《(李光耀传)序》,见《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美国《外交》季刊:《李光耀与扎卡里亚谈话记录》,1994年3~4号。 〔28〕(新加坡)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9〕〔34〕〔35〕张耀秋:《东协五国政情总汇》,台湾动狮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21页,第278页,第280页。 〔31〕〔32 〕〔33 〕贺圣达等著:《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第459页,第281 页。 〔36〕(台北)陈鸿瑜著:《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国立编辑馆主编,渤海台文化公司印行,1992年版,第172页。 〔37〕(新加坡)《明镜》杂志第8卷,第7期(1972年2月14 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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