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否可知？如同历史是否可知一样，春秋中叶以前的人们肯定不疑。亦或是资料有限，亦或是事实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曾提出疑难。但在春秋晚期之后，确切地说大约在孔子活动时期，这个问题似乎成了一个人们关注的理论问题。孔子的学生子张就曾直接地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彭轻生甚至用“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设题而置辩墨子。对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史学思想史，这是一条珍贵材料。它对历史和未来作了概念的抽象，而且明确地作为一个理论命题而设难。据我所知，这是中国古代使用概念对历史和未来的可知性进行的第一次明确的设论。虽然，未来可知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再出现过稍有影响的论争，但它对历史和未来的这一对表述概念，却被史学所采用，“往者”即史，“来者”即未来。司马迁《报任安书》总论自己的《太史公书》即说“述往事，思来者”。“往事”，即司马迁对历史的定义性质的表述；“述往事，思来者”，即为他对历史著作的任务和目的的概括性表述。对时域的“往”、“来”抽象，古已有之；以“往”、“来”相对而言史，自商周以来迄于诸子，不乏其人。以“往”、“来”设论探究其可知性，则自鲜为人知的彭轻生所发。以“往”、“来”论史学，则始于司马迁。
    令人遗憾的是，彭轻生的这个高层次的理论问题，得到的却是泥于经验的墨子的回答。《墨子·鲁问》载：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据灵岩山馆原本并从卢文弨校）？”
    理论的命题轻意被经验的事例所推翻，除了说明这一理论的脆弱外，同时说明了经验思维方式的强大。
    那么，如何预知未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大约可分经验的和先验的两种认识。
    《墨子·非攻中》保存了一条重要的思想资料：
    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这里所说的古所语者，不知何代何贤，实在是无名智者。“以往知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关于历史与未来关系的第一次精彩的普遍判断。可惜同许多光辉的命题一样，未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论证明。但它所总结的历史观点，确实是《诗》、《书》以来人们在利用历史而创造历史方面所持的重要观点和方法。其后，更成为人们运用历史知识，历史学者著作历史的基本原则之一。孔子和墨子在预知未来方面，遵循的正是这一经验的认识方式。
    《论语·为政》载：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参照前述《论语·八佾》孔子“文献不足”之叹，可见他是从历史的经验总结中而预知未来的。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历史的分析，他甚至做了一些大胆的预言。例如：“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再如：“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
    孙子、墨子、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大体如孔子一样辙复的是传统的经验认识路径，只是各人在不同领域达到的高度不同罢了。这种经验的认识方法影响很大。以至于即使采取先验立场的人在构建自己的思想框架时，也离不开经验的说明。
    孟子、邹衍和《易传》，是自经验始最终先验地认识未来的代表。
    孟子在鼓吹“仁政”、“王道”、“保民而王天下”的主张时，多引历史以助其说，表明他并不拒绝立足于历史经验而推测未来。《孟子·离娄上》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