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崇拜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以来思想发展中引人注目的特点。上帝、天、日神、风伯、雨师、旱魃、雷公、河神、山神、雪神，加上人鬼，差不多都是独立司职，少有统属。这大概根源于多元的政治和相对独立的地域经济。而人亦各事其神，甚至凡神即事，达到混乱的地步。孔子就对此颇有微辞，他曾谴责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企图构成一个完善的统一政治机构，其设大宗伯一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邦保国，以諲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周礼·春官》）这种归一化的构想，实际上反映了多神活跃于社会各方的事实。至始皇振长策而驭宇内，划一政治，登泰山封禅，又“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属”，又使人入海求三神山（《史记·封禅书》），祭神无数，谁承想还有个他都不知名的湘神在湘江上等着他！（《史记·秦始皇本纪》）遍布四方的神祇，实际上就是广泛深入人心鬼神观念的反映。在人类由必然走向自由的漫长过程中，只要存在着未知的世界，它总是不会根绝的。科学的发展，不断地将鬼神观念从它们原先盘踞的领域清扫出去，但无穷的未知世界，仍给它们留下“无限广阔的天地”。有先进的科学，就有“先进的鬼神”。现代社会如此，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何况一家一姓的“天子”政治，可以利用它，因而宽容甚至放纵它呢？而作为与政治紧紧扭结在一起的古代史学及其思想，把神鬼看作是决定历史和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先秦时期的思想，其中包括历史与未来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仅就关于历史未来的范围而言，从整体上看，有四个特点。第一，它虽最先萌芽于宗教迷信思想，神鬼决定了历史、现实、也决定了未来，但留给人主动争取未来的余地。第二，在理论化的过程中，经验的出发点导致了最初的理性认识和先验的理论体系；先验的理论层次高于经验的认识层次。第三，先验的理论发展是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反过来给予社会以理论满足，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强化了社会生活方式。第四，神人共创历史的思维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与经验历史观的运用，具有等效作用，而经验的理性认识，往往表现出思想的深刻性。
    先秦时期历史与未来的思想成果，给中国古代后来的政治、思想、文化至于世俗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在上是皇朝鬼神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理论化和制度化，在下则是多神幽灵始终附着于民间生活不断风俗化和宗教化。皮附于这种社会特别是这种政治的史学，最多只给个人留下了突破局部思想桎梏的可能性，而作为满足政治需要的主要史学著作，例如中国的绝大多数“正史”和其他代表作则只能在神人共创历史和未来的思想圆圈中徘徊。贯穿全社会，渗透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思想意识，决定了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史学的基本面貌。它们只可能在这一大的思想框架下求得发展。就史学而言，一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二是在历史因果的追求上，在“鉴戒”方面下功夫。至于理论的探讨，尤其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与未来纯理论探讨，几成空白，直至近代，这种情况才有基本的改变。但史学毕竟是重于运用的，“以史为鉴”、“彰往知来”是历史学科证明自身价值的主要方法之一。自古及今，学者仍多孜孜于是，这一事实，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