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颠之城”是北美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后面对着茫茫无际的荒野莽林而希望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的表达，这种梦想并没有停留在虚幻的宗教语言上，相反却在北美大陆开拓过程中不断融合进了现实需要的成份，逐渐转化为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白人移民所引以为豪的一种文化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体现出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存在，但确实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态度，诚如J ·斯帕尼尔所言：“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21〕美国政府正是借助着这种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观念，把自己在现实中追求的自我利益沐浴在虚缈的“圣城”射出的光芒中。显而易见，美国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全人类所仰望的“山颠之城”，而是欲要领导世界，这大概是这种文化观念所找到的最终归宿吧。
    三、维护人类民主自由的“最好政体”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这种看法暗示了，美国一方面是维护人类民主自由的“斗士”，另一方面，它有责任要求或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体现出美国“使命”观的一个基本内容。
    美国白人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成份，这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导致了北美大陆的发现，而后者的拓殖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动员舆论，推翻与之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提出了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进步要求。这些要求到了17-18世纪终于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向封建制度挑战的理论武器。在此过程中，英国资产阶级将之付诸实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尽管“开赋人权”理论的提出与付诸实践本身已经明显带有本阶级的局限性，但无疑震撼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这些学说被移民们带到了北美大陆，经过几代人的消化，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壤里深深扎下了根。
    诚然，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对美国民主政体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条件，如果不存在移民们来到北美大陆的背景以及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很难设想这块大陆的未来发展。许多早期移民离开故国，漂洋过海，主要是不甘忍受旧大陆统治阶级的政治与宗教迫害而寻求一块生存之地，他们自身就带着旧大陆所不愿接受的思想与观念，寻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理想也伴随着他们来到美洲大陆。正是这种观念的作用，北美大陆在开拓过程中，既没有成为犯罪者的乐园，更没有出现类似西欧的封建制度，经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道路，先进的生产关系预示着必然会在北美结出丰硕的果实。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求获得政权，实现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北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借西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为理论武器，发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呼声。以“自由的使者”、“美国的号手”而著称的革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用其犀利的文笔，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常识》，首先激发起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激情，点燃起即将形成燎原之势的火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杰斐逊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热情，甚至认为，人民不但有权反抗暴政，而且在民主政体下举行局部起义也是允许的，因为它是防止政府腐败的“必须的良药”。他们在向人民宣传和鼓动革命中发展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学说，形成了指导北美大陆独立的革命理论，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便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它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对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确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前10条修正案，称为权利法案，确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保障了美国国内白人的基本权利。
    在美国白人看来，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自由来到美洲，经过数世纪的奋斗，现在终于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体制，美国采取了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以这种“自由与开明”的制度为基础去实现其复兴和拯救世界的梦想，自然就成为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成为美国在尘世履行其特殊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的“使命”观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当第一批移民踏上北美大陆时，他们便把固存于自己思想中的命定论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神圣计划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播下了美国使命“神话”的种子。“上帝的选民”、“山颠之城”、“希望之乡”等说法便是他们在尘世履行上帝赋予他们一种特殊使命的表达。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这种观念深深扎根于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中，成为美国人把美国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成为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在尘世追求的一种“理想”。美国人的这种使命“神话”可以说是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美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随后又受到美国是世界上发端较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加强。美国立国后，这种观念对美国处理与外部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由此自诩为“拯救国家”，“山颠之城”的“圣光”开始射向仍然处于“黑暗”之中的蛮夷地区。客观上讲，美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完全属于子虚乌有，许多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处理事务的方式深深地留下了这方面的痕迹。然而，当同样受这种文化影响的政府决策者在美国对外关系上体现出“救世主”的倾向时，“使命”观就完全服从了国家外部利益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堂而皇之”的掩饰或“振振有辞”的解释。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22〕富布赖特这番话尽管是针对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发出的批评之声，旨在规劝政府把对外政策建立在一种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以保证美国外部利益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但以此衡量美国外交中体现出的使命“神话”，足可令人深省。
    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它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和能力，就必然得出结论，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命运。历史上多少个大国就是在这种“使命”心态的驱使下，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的大旗，尽管可能会炫耀一时，但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美国是否在重蹈这些已经消逝了的帝国的覆辙，我们不敢妄断，但至少美国在世界上履行特殊责任的使命受到了种种挑战。过去，美国常常以自己社会的“纯洁和完善”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通过榜样来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现在这个榜样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美国社会问题丛生，布热津斯基在一本新著中列出了美国目前面临的20个大难题，认为，美国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反而促使它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美国自身力量不足于强制推行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23〕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格里斯指出，“大多数美国人感到自豪的是，美国一向是照亮通往更为平等之路的灯塔。但是，保持美国作法同试图迫使其他人接受美国的标准是不同的，尤其是我们的作法远非十全十美，就像我们市中心贫民区发生动乱所显示的那样。”〔24〕此外，美国这种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心态在国际事务中必然表现为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意识形态与美国体制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种明显带有文化输出的作法尽管在表面上留下了美国使命“神话”的痕迹，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会完全奏效。尤其是在冷战后的世界，当美国给自己的外交行为打上明显的“民主、自由、人权”烙印时，并不会有助于世界各种矛盾的解决，也不会带来人们长期希冀的太平盛世，相反只能激起受到干预国家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导致美国的政策陷于窘境，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MorrellHeldandLawrenceS. Kaplan, CultureandDiplom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onnecticut, 1977,p .4.
    〔2〕Frederick Gentles and Melvin Steinficld, ed., Dream On, America: A History of Faith and Practice, SanFrancisco, 1971,p .46.
    〔3〕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中译成，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4〕〔9 〕ArthurM. Schlesinger, Jr. , TheCyclesofAmerican History, Boston, 1986,p. 15.
    〔5〕James O.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Reality, New York. 1980, p. 53.
    〔6〕Perry Miller and Thomas H.Johnson, ThePuritans, ASourcebook of their Writings,vol. 1,New York, 1963, p. 1.
    〔7〕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Destiny: AStudyofNationalism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1935, p. 40.
    〔8〕Gilbert Chinard,ThomasJefferson: TheApostleofAmericanism, Boston, 1929, p. 428.
    〔10〕〔14〕Francis J.Bremer, The Puritan Experiment:NewEngland Society from Bradford to Edwards, New York,1976, p. 57, p. 37.
    〔11〕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译本，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7年版，第3页。
    〔12〕James G. Mosclcy, A Cul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inAmerica, Connecticut, 1981, p.7.
    〔13 〕DeniseM. Bostdroff, ThePresidencyandtheRhetoric of Foreign Policy, South Carolina, 1994, p. 177.
    〔15〕MaurcenHenry. TheIntoxisationofPower, AnAnalysis of Civil Religion to Idcology, Holland, 1979, p. 47.
    〔16〕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7页、322页。
    〔17〕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andValuesin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Louisiana,1992, p .66.
    〔18〕A. Decond, ed.,EncyclopediaofAmericanForeignPolicy, New York, 1978,p. 859.
    〔19〕Byron Shafer, ed., Is America Different? ANewLook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xford, 1991, pp. 50-51.
    〔20〕Luther S.Luedtke, ed., Making America: theSociety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1988, p.10.
    〔21〕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
    〔22〕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页。
    〔23〕参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27页。
    〔24〕Washington Post, August 28,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