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在1945年前所经历的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特殊的曲折的历史道路，其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呈现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促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始终未能像西方主要国家那样健全地建立起来，相反在政治上出现倒退，最后导致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建立法西斯的封建独裁政权。究其原因，是因为德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在起作用。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德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以封建势力为主的容克资产阶级，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着德国的政治舞台。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鲁士道路”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德国社会长期存在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内克在《德国的灾难》一书中认为，法西斯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是现代史上、特殊说来是德国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势力的产物。也就是说，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传统中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的化身；纳粹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之集大成。因此，希特勒法西斯集中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历史传统中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德意志民族要新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得到健全发展，德国社会要得到全面进步，就必须清除自身的污垢，彻底铲除纳粹主义。这一工作在1945年之后由同盟国帮助实现了，并建立了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了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从而使德国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新时期。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大同盟国对德国的处置，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重在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民主改造，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造成一个在德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局面，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使德国成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战争一结束，美、英、法、苏四大国即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注：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54页。）普鲁士彻底分割，使其从德国地图上消失。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确定了处置德国的政治与经济原则，并按这些原则对德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民主改造，重建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首先，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予以严惩。波茨坦会议决定对战争罪犯及参与策划或推行纳粹行径造成的暴行和战争罪行者，必须予以逮捕并交法庭审判。随后，美、英、法、苏四大国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规定在纽伦堡对德国战犯和犯罪组织进行审判和惩处。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历时10个月，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对戈林、里宾特洛甫等24名主要罪犯进行了审判和严惩。纽伦堡审判表明，人类的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纽伦堡审判后，各占领区还进行了较低级的审判，如美国占领当局在纽伦堡又举行了12次审判，其对象为各个阶层的纳粹骨干。西方占领区共判处5025名被告，其中806名判处死刑。 纽伦堡和各占领区审判揭发出来的纳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德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愤怒，从而教育了德国人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指出：“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地警戒未来。”（注：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2页。）
    其次，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除对纳粹战犯、骨干进行审判、严惩外，波茨坦会议处置德国的原则规定：“纳粹头目、有势力的纳粹支持者、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危害盟国占领或其目的者，均应加以逮捕和拘留”；“一切不是仅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活动的纳粹党成员以及敌视盟国目的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不得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占据负责职位”，这些职位必须由“在政治上或道德品质上有助于发展德国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人予以接替”；“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的或按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造成歧视的法律，应予废除”；“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注：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中译本，第508-510页。）。在德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按照这些原则清除纳粹残余势力在各占领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各占领区宣布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了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了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如美占区规定1937年5月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必须辞职，所有纳粹党员全部不得在私人企业中就业；1946年3月又颁布了《德国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对纳粹势力进行清洗，最后有93万人分别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罚款等处罚。以容克贵族为主要力量的文官阶层是德国历代统治机器重要组织部分，在非纳粹化过程中遭到清洗，容克大地产被没收。文官制和容克大地产的取缔，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基础容克阶级的覆灭。非军国主义化侧重于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坚决“铲除和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武器、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海船均须禁止和防止生产，金属、化学品、机器制造以及作战直接需要的其它产品的生产将受到严格管制”（注：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前引书，第510页。）。 尽管各占领当局在实施这些原则的程度上因受本国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有差异，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盟国的拆卸，容克地主大工业、大地产已受到沉重打击，加之非纳粹化措施，基本上废除了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铲除了滋生纳粹势力的社会基础，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了基础。
    再次，对德国实行民主化的改造。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一方面，盟国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对德国人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在西方占领区主要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以大量的美、英出版物占领西占区市场，对德国人民进行一种潜移默化的西方民主改造。与此同时，培养德国人的参政意识，以及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不任凭别人摆布的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按照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45年5月开始了重建工作， 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先后成立。这几个政党从重建和筹建开始，就成为西占区的主要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后表示要“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把基督教思想与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变作革新的基础”（注：奥西普·K.弗莱希特海姆编：《1945年以来德国政党组织情况文献》（第2卷），柏林1963年版，第53 页。）由于战后特殊的环境，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被取缔了，工人阶级为温饱而忙碌，失去对权力的兴趣，而中产阶级则适时崛起，成为西占区政治舞台上的中坚，从而为西占区民主政治的改造提供了阶级基础。政党活动恢复的同时，各占领区以各自占领国的意愿重建了行政领导机构。美国为了在战后实现称霸全球战略，害怕苏联对西占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迫于用西方民主重建西占区政治生活，将西占区纳入西方阵营，成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这在客观上也为西占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美、英、法三国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特征来确立自己的占领政策和在其占领区筹划行政领导机构。至1947年，西方三个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州一级机构，并进行了州一级自由选举。“这些选举结果加强了德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注：约恩·H.巴克尔：《克莱将军的德意志岁月--联邦德国之路，1945-1949》（John H. Backer, Die Deutschen Jahr desGenerals Clay, Der Wegzur Bundesrepublik,1945-1949），慕尼黑1983年版，第175页。）
    应该说，盟国对德国的处置和民主改造是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是外部力量在特殊的情况下施加于德国人民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灌输这一外力对战后西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西方民主政治也只有通过德国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结果。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如何，是建立民主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德意志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这与德国一向鼓吹专制权威和国家权威有关。魏玛民主制的失败，一方面是专制权威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民主意识在人民群众思想上也没有树立起来。一战后，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奴役和压迫，在德国普遍产生了仇视战胜国的心理，也厌恶西方民主政治，反而对接受《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极端不满，魏玛民主政治制度显然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二战后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德国人民深受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深切感到德意志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必须根除，长期动荡不宁的政治局面必须改变。同时，德国人民对本民族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普遍存在着悔过和自新的心理。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就深刻表示：“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要改弦易辙，重新开始。”（注：鲁·哈根：《失去的机会》，汉堡1979年版，第136页。）因此， 德国人民在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很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灌输。美国当局深知，“民主政治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向前推进”（注：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第22页。）。德国大部分民众在战后最关心的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并逐步走向繁荣，对政治不十分感兴趣。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占区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措施，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为西占区经济输血打气，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西占区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这从客观上也为德国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战后盟国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的审判、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的实施，对德国战后政治生活的改造和重建，对战后德国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二战的胜利结果，既壮大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促进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在“所规定的道路上的革命”（注：胡贝尔图斯：《德意志史》（Hubertus Prinz zu Lowenstein,Deutsche Geschichte），宾德拉赫1990年版，第612页。）。 在西部德国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东部德国完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于东、西方占领当局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民主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它们按照本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各自占领区进行民主改造，从本国利益和政策出发，在各自占领区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德国的分裂，在德国领土上出现了两个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