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英、法扶植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稳定和协调发展。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充分得到了满足，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在健康平稳的道路上发展，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当然，由于德国根深蒂固传统的影响，以及根据国情吸收民族传统中合理的精华和历史教训，联邦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照搬西方，而是在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建立独具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
    鉴于法西斯集权体制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苦，联邦德国实行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体制。地方行政区按分权原则重新进行划分，希特勒建立的一些行政区被彻底割裂，新成立的州各自都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建立了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新型的政党结构议会民主制。联邦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以直接选举和比例代表制选举相结合产生；参议院由各州间接选举产生，各自代表本州政府。为防止联邦议院党派众多，通过《选举法》规定了各政党进入议院的门坎限制：只有取得总选票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 从而防止魏玛议会中多政党的混乱局面再度出现，并逐步建立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并在此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议会民主制。联邦德国还对联邦体制和政党作了具体规定。由《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出组织政府。这种方式迫使议院形成多数支持政府，政府和议院多数派必须保持密切的联系。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议院作用遂受削弱。一般说来，在一届联邦议院中，政府能持续执政，比较稳定。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的地位、组织原则和作用也要受到《基本法》第21条和《政党法》的制约。《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内部的秩序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反宪法、 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的政党的活动（注：《联邦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波恩1989 年德文版，第21页。）。如1952年取缔了纳粹党的变种社会帝国党的活动，1968年和1969年又企图取缔右翼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国家民主党。符合宪法的党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党受宪法保护。这些规定和限制，使政党成为民主政治的稳定的重要保证。在1982年以前，联邦德国由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自由民主党作为执政伙伴，或者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或者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1982年底以来一直是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联邦德国把魏玛不稳定的多党制改革为以三党为主的议会民主制，从而使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局面。人们把联邦德国民主政治看作是政治稳定的典范。尽管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也出现过公开反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激进主义势力，但由于联邦民主政治意识深入人心，加之政治混乱容易引起人们对纳粹重新崛起的担忧，这些反民主势力终未形成大气候便自行瓦解了。
    在经济体制上，联邦德国在实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继承了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传统，按照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观点，建立了不完全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强调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国家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从而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国家也要干预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以确保“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他说：“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和秩序原则的基础上，它们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自由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稳定秩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有堕入混乱的危险；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秩序很容易导致残暴的强制。”（注：艾哈德：《德国的经济政策--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杜塞尔多夫1962 年德文版，第399页。） 这一体制被认为是一个带有社会政治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当然，这一体制的本质仍是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一体制下，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1948年起工业生产增长很快，1949年春达到1936年的98%（注：约思·H.巴克尔：《克莱将军的德意志岁月--联邦德国之路，1945-1949》（John H.Backer. DieDeutschen JahrdesGenerals Clay, 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1945-1949），慕尼黑1983年德文版，第293页。），至50年代中期已超过了1936年的生产水平，增长率为10%，创造了又一个“经济奇迹”。1964年至1967年经济发展达到最高点，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7 %（注： 亨利·阿斯赫比· 图尔纳尔：《 1945 年以来的两个德国的历史》（Henry Ashby Turner, Geschichte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Seit 1945），慕尼黑1989年德文版，第149-150页。），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6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虽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只保持低速增长， 但在科尔执政后，1988年增长率又上升为3.5%，在西方国家中仍是比较快的速度。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平衡”作为杠杆，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政治上使政府和议院之间保持高度平衡，使政府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经济政策目标追求经济平衡，即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充分就业、持续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外贸平衡作为经济平衡的指标。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联邦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和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只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上有所差异，社会民主党主张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联邦德国经济政策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这是德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除了稳定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作保证外，还继承了德意志民族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优良传统，把科技和教育视为“进步的中枢神经”。联邦德国在经济领域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各个生产部门大量涌现，还广泛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联邦德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技队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另外，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支持和援助也促使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战后有意识地保存了西德原有的生产能力，使经济恢复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美国还向联邦德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和资本输出，根据“马歇尔计划”，至1951年美国提供援助达36.5亿美元。艾哈德曾说，“马歇尔计划”基金是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注：艾哈德：《德国回到世界市场》，1954年英文版，第96页。）。
    在西方盟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在50年代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投入西方营垒。经过40年的民族分裂的风风雨雨，在90年代出现的东西方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下，又是在二战中盟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于1990年10月实现了民族的统一。
    统一后的德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变，仍然保持联邦议会民主政治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德国统一后虽然遇到一些困境，如对东部德国经济改造投入巨额资金，财政上负担沉重，经济不断滑坡，失业人数不断上升等，但是，科尔政府沉着应付，对内不断调整政策，努力使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坚决打击极端民族主义的新法西斯势力，保持社会稳定；对外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推行温和外交，努力争取获得政治大国地位。至1994年上半年以来，德国经济逐渐回升，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德国仍然是西方世界中的工业强国。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探索，德国终于从动荡、多变的迷惘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民主、繁荣、进步和爱好和平的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