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中期以来，随着蒋介石集团政治上日趋反动，思想战线上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潮也更加泛滥起来。面对这严峻的现实，郭沫若再度徜徉于先秦史的研究，写下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名著。书中的坚实的考据，严谨的说理，可贵的创见以及放弃旧说的科学态度，戳穿了法西斯的反动思想。
    为了正确阐明四十年代的社会性质，郭沫若对历史的研究追溯到殷商社会，他列举了秦汉以前的材料，运用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来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修正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把殷商写成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的观点，阐述了殷商是青铜时代，农业已取代畜牧业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等情况；进而作出殷商是奴隶社会的结论。
    在奴隶社会的上限确定之后，郭沫若确立了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并从西周社会庶人身份和井田制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当时他通过对《秋官·朝士》等文献资料的分析，说明“臣”是家内奴隶，“众”是生产奴隶；通过对《大盂鼎》本铭文的验证，断定“人鬲”就是奴隶。他还考察了殷遗民的地位，指出遗民也是奴隶而不是农奴。为了证明井田制的存在，郭沫若以金文和文献为突破口进行了研讨，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他还从文字学和外国古代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对井田制的存在予以佐证。结论是：西周的土地分割虽是事实，但并非土地的私有，农业奴隶可连同土地而被赏赐，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又从生产工具的使用，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继而论述奴隶在私家与公室的激烈斗争中砸断了锁链，井田制日趋瓦解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勾画出春秋战国时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与此同时，郭沫若把当代和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进行了如下比较：
    “中国青铜时代的下限是很明瞭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得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注：《青铜时代》第299页）“春秋在政治上的争乱的时代， 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时代，政治上的争乱是在求定，思想上的矛盾是在酝酿新的统一的。”（注：《青铜时代》第31页）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战国时代是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注：《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向着进步的，较前更高的阶段发展，纵然在发展中有些地方某个时期是黑暗、倒退的，类似历史上早期阶段的某些现象，然而这也决不是历史的重演。从目前的国际战争看来，“是作着全体战、歼灭战，可是参加战争的国家的性质、其目的等等，有哪一点和战国时代相象呢？在那个时代参加战争的是封建国家，是各诸候国，而今天参战的有半殖民地而求生的中国，有和法西斯有利害矛盾的英、美，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在那个时代，作战目的和性质是相互争夺土地，谋商业范围的扩大，人民最终逃不脱诸候的剥削和压迫。而今天从民主阵营来看，是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主张并维护民族独立，是一种世界各国各族参加的正义战争（而英美的参加是有他的目的的）；从法西斯方面看，是为了掠夺、奴役、征服其他各民族，剥夺国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种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注：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转引自严怀儒等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第309页）
    郭沫若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当代和历史的重大转变时期所进行的比较史学的研究，同“战国策派”信口雌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美、苏、英、德、意、日比作我国古代“七雄”，“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的随意类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郭沫若还驳斥和揭露了“战国策派”为蒋介石法西斯国家理论制造历史根据所散布的“全体化”、“全能国家”、“民治问题落到次等”的谬论。事实表明，郭沫若在这场斗争中站在革命营垒的前列。
    三
    伟大的民族斗争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历史学发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继承先辈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教育人民，针砭时弊。郭沫若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时代的使命，并以历史学的深邃研究精神和文学家的杰出才华，继修改《棠棣之花》后，1941年仅用十天时间就写出了《屈原》。这时他的创作欲象长江东流，直泻千里，出现了创作历史剧的“火山爆发”时期。在找到恰当的新的“喷火口”和“喷火方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连续写出《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名剧。
    这些历史剧虽写的是历史故事，但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它们的基本主题是：爱国与卖国，团结与分裂、自由与专制、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一句话正义与邪恶的斗争。郭沫若在这里创造出屈原、婵娟、聂政、聂荧、如姬、魏夫人、高渐离、阿盖、夏完淳等一系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真理与正义而勇敢献身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格。鞭挞了郑袖、洪承畴这样一些卖国贼。揭露了楚怀王、秦始皇、魏安厘王这样一些暴君、专制独裁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品隐喻什么，影射谁，是显而易见的。这六个剧本，不仅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上的新高峰，而且直至现在，在历史剧的创作上，针对性之强，艺术技巧之完美，无出其右者。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艺术最高超，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屈原》。它借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人物--屈原，备受打击迫害及其顽强斗争的史实作为比拟，来反映极其复杂的现实斗争。那么当时的斗争情形是怎样的呢？即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而国民党固派正在推行卖国政策，竭力加强法西斯统治，并发动了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着雾都山城。“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奴隶制时代》）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图书出版的严密控制，他不能直接描写黑暗的现实，只好转用历史剧的形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奴隶制时代》）《屈原》一剧，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和真正抗日的新四军巧妙地联系起来，映衬出楚怀王的昏庸无能、甘心投降与国民党顽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同出一辙的。同时表明，历史上楚国内部两派在对外政策上的矛盾斗争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是何其相似乃尔。可见，郭沫若是在“借古抒怀以鉴今”，赋予历史事件以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