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公开要求军队武将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10]（《涑水记闻》卷1）。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刻意要求的却仅在于儒家宣扬的臣子之道，这就不免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要对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闹出一些笑话之后，党进只得辩解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1]（《玉壶清话》卷8）而此事也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发生在曹彬身上的极端化表现。曾长期以统军大帅身份征讨四方的曹彬，对文臣极为敬畏，以至于位居枢密使时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7]（《曹彬传》）。
    应当承认，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武将群体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作用。宋人和后世常以郭进、李汉超、姚内斌及冯继业等一批驻守前线的武官为例，说明当时武将拥有较多的用兵权，这大致都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郭进等人都是戍边的中高级武将，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而除了郭进具有用兵谋略的素质外，其他人不过是勇猛而已。至于更高级别的将帅，在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下，已有束手束脚之感，出现了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将帅已大为逊色。甚至还有许多昏老无能之流忝位武职，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胆小怕事，有“祁骆驼”的别号[7]（《祁廷训传》）。因为宋太祖没有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正面交战的缘故，才未能暴露出军队将领们的弱点。
    宋人张演深刻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2]（《官门》）这种做法势必使武将队伍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摧残了其应有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斗志，导致自卑意识弥漫军营，并促使其追求享乐安逸，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当然，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宋太祖以后各代，其开端却与赵匡胤所为有一定的关系。
    宋太宗时代，无疑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明显出现逆转之时。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狭小的气度、平常的才质和阴暗的心理，对带兵武将就更为猜忌。其中第一次北伐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太祖之子的事件，对赵光义教训尤大[13]。他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卷32）这里所说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宠的文臣，而是可能兵变夺权的武将。因此，宋太宗在抑制武人的道路上加快了速度，对武将附加了种种戒律。如当王显出任枢密使时，宋太宗告诫道：“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随即赐给王显《军戒》三篇，并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14]（《太宗皇帝实录》卷26）至于如“阵图”、监军之类控制前线将帅的办法，更是不胜枚举。宋太宗还开始参用文臣为统军大帅。雍熙三军，大臣张齐贤出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5]（卷27），这可算作文官出知首州要府而兼管驻军的滥觞。柳开出知宁边军，可谓文臣守边的又一例。
    宋太宗在位期间，虽然出征用兵、驻屯防御，仍主要由将领负责，枢密院中也继续维持较高的军比例[7]（《宰辅年表》），但对武将权威的过度挤压，却使其各方面的素质及精神状态发生蜕变。如枢密院武职长贰、三衙将领及前线统帅，大都是宋太宗的无能亲信。其中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担任枢密使要职者，皆为以往藩邸属吏，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难怪元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7]（卷268“论曰”）以曹彬、潘美为代表的宿将，惟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部属。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谓“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15]（《宋论》卷2。以傅潜、王超为代表的新一代禁军统帅，多为庸碌之徒，纵然握兵十万，也临阵惧战。而如田钦祚、王侁之类的武将，则贪婪、险恶，以逢迎攻讦为能事[7]（《田钦祚传》、《王侁传》）。
    当上述大批将领把持军队之时，稍有所作为的武将便陷于可悲的境地。世人熟知的杨业的悲剧即为一例。死于杨业之前的郭进，同样是被抑制武夫政策所葬送性命的一位良将[7]（《郭进传》）。猛将呼延赞的遭遇，也颇有代表性。将门出身的呼延赞，久经沙场，勇猛异常。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他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他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赞这样的武将，如若生活在汉唐勇于用兵的时代，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赞恰恰是处于尚武精神开始沦丧之时，这便注定了其无法作为的结局。据记载，宋太宗对浑身散发着浓烈兵戈气息的呼延赞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的庶务之中[7]（《呼延赞传》）。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本身角色沦落悲剧的缩影。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的背景之下，武将从总体上形成循规蹈矩的特征，这从太平兴国三年发生的一件荒唐事件可以得到明证：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诈称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李飞雄，当地将领竟俯首贴耳，甘心受缚就刑[5]（卷19）。此事足以反映武臣们的屈从驯服，其应有的强悍素质可谓荡然无存。
    所谓的“重文轻武”政策和社会风气的真正形成，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如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就亲自操持科举考试，录取500多人，规模空前，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5]（卷19）。又如：宋太宗大规模重建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5]（卷19），以示“崇文”的决心。再如：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7]（《李至传》）。而宫中原有的“讲武殿”，则被改名为“崇政殿”[5]（卷24）。在此局面下，武将群体便不能不产生自卑之感。值得注意的是，眼见武将群体呈现出庸碌无能的状态，就连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严重，于是向天子进谏，请求给武官们一定的权威和荣誉，以免使国家武备涣散瓦解。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他甚至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5]（卷30）。另外，田锡等几位文臣也有类似的议论[16]（《上太宗答诏论边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武将群体素质下降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