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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文史哲》 陈峰 参加讨论


    宋真宗即位后,无视武将群体素质降低的问题,继续沿袭其父的治军原则及措施。当时,前朝无能将帅依旧得到重用,即为证明。咸平时,辽军南犯,北宋大批武官在战场上都表现出庸碌、胆怯的特性。如傅潜以禁军大帅之职负责河北前线防务,提兵十万之众,却“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7](《傅潜传》);王超被称为“拙于战撕”[7](《王超传》);王显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当时还有级别稍低如王荣其人的典型。王荣虽素来胆小,却以宋太宗藩邸背景而出任禁军高级军职。咸平三年,当南下辽军撤退时,王荣奉命追击敌军,他带领五千余骑兵徘徊数日,却不敢进攻。最后为了搪塞朝廷,才率部到界河南岸奔跑了一番,又迅速返回。由于他与部下昼夜急驰,惟恐遇见对手,结果战马累死了近一半[5](卷46)。
    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攻时,宋军防线一触即溃,充分暴露了武将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及至“澶渊之盟”签订后,宋廷因对军事手段失去信心,便视议和为消弭边患的法宝。于是,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群体更受到冷遇。在此形势下,当政者逐渐推广“以文驭武”的措施,以便文臣控制军队,如枢密院中不仅出现文臣人数超过武将的情况[7](《宰辅年表》),而且武将也受到文官的支配。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召公(王旦),至则见冀公(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17](《文正王公遗事》)。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遭受的歧视对待。在前线,文臣也越来越多地充当了指挥官的角角。如咸平四年,大臣张齐贤出任泾原环庆等路安抚经略使,负责应付党项的进攻[5](卷49);景德初,宋中央以向敏中充陕西路沿边安抚使[7](《向敏中传》),等等。武将遭到排挤的结果,必然进一步降低其指挥能力。史称:“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5](卷60)这实在是当时武将群体沦落的一种曲折记载。
    到宋仁宗时期,“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宋人对此有这样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8](《儒林公议》)在此背景下,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群体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枢密院中武将已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对夏前线,“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5](卷135)。于是,范仲淹、韩琦等文官以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路军队。文官担任各地帅臣,已成为一种定制,如宋人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19](《百官门》)
    长期倍受压制和岐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如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7](《张耆传》)。杨崇勋以攻讦寇准得到当政者的赏识,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7](《杨崇勋传》)。至于夏守“贇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7](《夏守恩传附夏守贇传》)。尽管如此,张、杨及夏氏等人却出入禁军统帅和枢密使之职。郭承祐是人所共知的“小人”[7],但累迁禁军要职,长期典军(《钱惟演传附钱彦远传》)。这就难怪武将要受到士大夫的蔑视,如宰相王曾讥讽枢密使张耆为“一赤脚健儿”[5](卷107)。富弼称夏守贇为天下人所耻笑[5](卷124)。欧阳修则公开认为郭承祐为“凡庸奴隶之才”[19](《百官门》)。至于大批中下级武官,大都素质低下,少有作为,这从战场上的屡战屡败可以得到反映。
    宋仁宗时期,武将中稍有战功、有头脑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压制,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如大将狄青、王德用及种世衡、张亢两位文人出身的将官,即是如此[7](《狄青传》、《王超传附王德用传》、《种世衡传》、《张亢传》)。而他们鹤立鸡群的事迹,不仅不能说明当时武将素质的卓越,反而证明了有为将领孤立可悲的处境。
    宋仁宗以后,惟有宋神宗朝曾力图全面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因此,宋神宗、王安石对传统抑制武将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实行了“将兵法”,以增强各地武将对辖区内军队的指挥权。宋神宗认为:“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7](《苏颂传》)遂有意打通文武之间的隔阂,允许武官在考核词赋之后换为文资官衔,以提高将领的政治地位和素质。于是,在积极的政策鼓励下,出现了如王韶这样善于用兵而又勇于投军的文士。一时武将群体的素质也有所改善,这从西北战场取得的许多胜利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进入宋哲宗元祐之时,各项变法内容在遭到清算的同时,包括允许武臣换文资在内的鼓励军功的措施也被视为弊政而废止[5](卷407)。武将群体又一次遭到打击,张舜民《上哲宗请内外臣僚各举堪任将帅者》指出:“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堪。虽其间人才固有粗精,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19](《百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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