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文可知，大食王宫门外的拉万迪亚人闹事在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勘查城址之事紧随其后，时间也在141年。也因此，搞新首都的设计，为建城筹款、调拨人力、物力大约应在公元759年。《叶耳古比史》卷二374页言：“在回历144年（761年4月11日至762年3月31日），阿蒲恭弗抵巴格达。当时，它的城墙的底部宽50腕尺（29.415公尺），顶部宽20腕尺（11.766公尺）”……他从各地召来工程师和工匠。其内城，让他的仆人们和军官们居住（大食王一家单独住在内城中央的一座方形紫禁城之内。--笔者注）。这一年，即回历144年，麦赫迪（Mahdī皇太子，第三代大食王，《册府元龟》呼做“迷地”，义为“救世者”。--笔者注）从呼罗珊返回伊拉克。为了迎接他，阿蒲恭弗去了尼诃温德（Nayhāwand）“。这表明，回历144年（761年至762年），巴格达城已基本建成。大食王的寝宫（禁城）已交付使用。杜环回国在唐宝应初年，即762年，因此可知，杜环在离开大食国之前，巴格达城（曼苏尔城）已初具规模。《叶耳古比史》卷二397页言，回历146年3月（763年5月19日至764年6月17日），阿蒲恭弗搬家到巴格达。此事发生在杜环已回国的第二年。《泰伯里史》卷七619页言，巴格达城完全竣工在回历149年（766年）。这与（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版）的说法是一致的。
    据上情可知，从回历141年初到回历144年末（758年5月14日至762年3月31日），巴格达城历经勘查、择址、调派建筑工人、设备，完成内、外两道城墙的土木建筑等过程。这段时间，也正是被俘唐军中的杜环等人在大食国生活的后半期。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正值杜环等中国人所在的呼罗珊大军奉派去摩邻国和大食国腹地执行军务之时，据《阿拉伯通史》的记述可知，这支呼罗珊大军之一部成为大食王的拱卫京师的近卫军，另一部分约为三万军兵担负着征讨摩邻国（突尼斯之凯鲁万城一带--笔者注）叛乱的任务。在平叛的那几年间，新都巴格达的建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谓大食国朝野皆知的大事。当时，随军抵达亚俱罗的杜环及其他中国人当与建都之事有一定关系，《经行记》提及的那几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工匠恰恰出现在巴格达城所在的”亚俱罗“一节文字中，应是这种设想的一个佐证。
    三、亚俱罗的中国工匠与巴格达城的兴建
    中亚怛逻斯之战后，被俘唐军官兵与杜环被收在黑衣大食的呼罗珊军中。公元758年以后，大食王调此军去摩邻平叛，乃是因这支军队当时已掌握在王储麦赫迪等人手中。亚俱罗（Aqur或Athur）乃中古时期阿拉伯历史地理书对”亚述“的称谓，其地同美索不达米亚是重合的，即幼发拉底河与迪格里斯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黑衣大食朝，美索不达米亚偏北的绝大部分被定名为”亚述省“，其偏南部分被定名为”伊拉克省“。巴格达城恰在迪格里斯河的西岸上，亦即位于”亚述“（亚俱罗）河洲上。希提《阿拉伯通史》所言的”哲齐赖“省，正是此”亚述“省。哲齐赖原义为”河洲“（Jazīrah），乃”亚俱罗（亚述）河洲“（Jazī-rat Aqura）之简称。（唐）杜环《经行记》有言：“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这表明，在大食国腹地--亚俱罗的市场上已有中国商货，其中有纺织绫（薄而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与缎子近似。）和绢（生丝织成的绸，比绡稍密而软）的织机。据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乐府诗《缭绫》可知，缭绫为中国丝绸中的精品。亚俱罗出现绫绢织机，则必有善于操作它的中国织造工匠。《经行记》提到的中国各色工匠来自唐朝首都长安（京兆府）和山西（河东道）等地。他们为什么集中出现在亚俱罗（美索不达米亚）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元758年以来，巴格达城的建设工地逐渐形成，而且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的建筑工地。（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版）340页言：“曼苏尔（阿蒲恭弗）以四年功夫，建成他的新都，花费约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第尔汗（银币），雇用建筑师、技工和小工十万左右。他们是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帝国的其他地方招来的”据《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6页记载，为兴建巴格达城，大食王向苫国（叙利亚）、杰贝勒（波斯山区，在迪格里斯河流域的东侧，为大食国行省名。--笔者注）、库法、瓦西兑、巴士拉发了信，让各地长官为他选择工匠和工程师。大食王还委派了四位军官在巴格达工地上各自督管一个方面的工作。据此可知，拥有诸色中国工匠的呼罗珊军队亦在征召之列。故可知，有大批中国人的呼罗珊军队有双重职能，既拱卫京师、督建巴格达，又参加了巴格达城的建设。由于最大的工地需要各种补给，因此，巴格达自然会成为最大的市场。可见，为了劳动大军的衣食住行，为了巴格达城的建设，各色中国工匠、各种中国商货也有然聚集在巴格达，而不是聚集在其他无关紧要的地方。因此，《经行记》中的中国工匠乃是巴格达城的建设者。
    关于巴格达的建筑格局，《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7页言：“巴格达的诸扇城门均是从瓦西兑、苫国、库法运来的。他（大食王）将整个城市建成圆形。其宫室在城中央。这样，他与各方面的百姓是等距离的。他让清真寺建在王宫旁。他为这座城建造了两道城墙，让内城墙高过外城墙。……建城所用的砖，每块重达117磅，一腕尺（0.5883公尺）见方。”对此，希提《阿拉伯通史》340页言：“曼苏尔把自己的新都叫做和平城（Dār al-Salām），这是这座城的正式名称。和平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在这个河谷中曾建筑过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都城。这座新城，是圆形的，故有团城（al-mudawwarah）之称，内城和外城，都是用砖砌成的，外城四周有一条深壕，内城里还有紫禁城，城高九十英尺，环绕在中央区周围。这三套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道门，有四条大街，从中心区幅射出来，象车轮的辐条一样，射向帝国的四个角落。”现代学者，伊拉克的塔黑尔·穆扎法尔·欧麦德（Tahir Muzaffar al-`Umayd）撰写的《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介绍，巴格达的内、外两道城墙相距20.8公尺。可见，大食王的新都城巴格达是分内城和外城的。内城的中央是大食王的宫室--紫禁城。杜环《经行记》对亚俱罗市场的描述，其中有与巴格达城的建筑格局相同之处。《经行记》“亚俱罗”一节言：“郛（音Fú）廓之内，里閈之中，土地所出，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綉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轝。”此文内的“郛”，乃外城之意；其“廓”字，此处之义同“郭”，亦为外城之意。故此，“郛廊之内，里閈（音Hàn）之中”可理解为“外城之内，闾巷之中”。这表明，杜环亲眼所见的那个亚俱罗平原上的城市也是分有内城、外城的。他看到的那个商品异常丰富的市场位于外城的城墙以内。笔者遍查阿拉伯文古代地理志发现，这种既有内城，又有外城的城市建筑格局，在当时的大食国，除了巴格达如此，再无别处。唯一的例外，是今伊朗境内的加兹温（盖兹温Qazwīn）。盖兹威尼（al-Qazwīnī，1203至1283年人）《地理志》（Athār al-Bilād wa Akhbār al’Ibād，萨德尔书局、贝鲁特书局1960年联合出版于贝鲁特）434、435页讲，加兹温市原本只有一道城墙，市面很小，名为“加兹温”。然而，“当赖世德（al-Rashīd）行经杰贝勒省而往呼罗珊去时，加兹温的百姓邀请他到他们的代义赖姆（Daylam）看看，于是，他来到了加兹温，且于回历254年（公元868年）为它建了一道大城墙及清真寺（Jmi‘u）。”此后，该市原先的圆形小城则成了内城，名为“舍赫尔斯坦”（Shahrstān），其外是圆形的大城。大城之外是环状的果园。果园之外是环状的庄稼地。显然，加兹温有内、外城的情形与巴格达有两点不同。其一，加兹温的外城的建城时间比巴格达的外城晚一百余年；其二，巴格达在亚俱罗（美索不达米亚），加兹温不在亚俱罗，却在波斯故地。故从时间、地点之不同可以断定，杜环根本看不到建于其后的加兹温，他看到的只能是巴格达。因此，《经行记》所言的有郛廓的城市即为巴格达，而且是尚未完全竣工的巴格达。因杜环所见的巴格达尚未定名，故此，《经行记》仅言：“大食王号暮门（Mu’minī，为”信士们的长官：Amīr mu‘minī“是简称。--笔者注），都此处。”以“都此处”表明建造中的大食王都--巴格达，则再贴切不过了。过去，某些中、外学者以为，《经行记》中的亚俱罗是黑衣大食的第一个都城--库法，现在看，这种判断是欠妥的。其一，库法是政治叛乱的策源地，因此，第一代大食王阿蒲罗拔和第二代王阿蒲恭弗于754年前既已住到哈希米亚、希拉和安巴尔等地去了。其二，库法是由征讨波斯萨珊朝的大食兵营演变成的城市，无内、外城之分。足见，杜环看到的不是已被大食王冷落的库法，而是新建的巴格达。
    或许有人问，尚未完工的大食都城内怎么会有《经行记》所言的繁荣无比的市场呢？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兴建巴格达的工程十分庞大，工地上每天同时有十万人左右，他们从事着各种建筑业，为数如此多的工匠、军兵需要各种生活资料，且供给量巨大。因此，帝国的第一大工地，必然吸引来经销各种商品的大批商人，各地、各国的商人、商货云集在那里，各种字号的店铺和客栈林立，也就形成为帝国的第一大市场。虽然说，大食王全家正式迁居至巴格达在763年，巴格达城竣工在766年，但史料证明，大食王为亲自督建新都，故在兴建过程中，早就住到巴格达。城内早已有民居和市场。《叶耳古比史》言，回历141年3月（758年7月12日至8月10日），大食王开始勘测新都城址。这表明，巴格达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此时，但也不会过迟于此时。《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的235页言，巴格达的大墙（内墙）高60腕尺，外墙高35腕尺。大墙的拱门形甬道的两侧是市场（见该书254页）。由此可知，巴格达不仅于外墙内有市场，而且内墙以内也有市场。《经行记》的文字表明，所见到的诸般中国商品和诸色中国工匠不在荒郊上，皆在外城以内。这表明，外城之内云集着各国商人。无独有偶，这一点同阿拉伯史书的记载是一样的。《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7页言：“原先，市场在城内，后来，将他们（商人）请出城，让他们去了’凯尔赫‘区（Nahiyat al-Karkh）。这是由于，那些外国人总是夜间来到那里（指城内市场，--笔者注），并在那里留宿。”《叶耳古比史》卷二374页言：“回历145年（762年4月1日至763年3月20日），阿蒲恭弗于大朝觐之后去了巴格达，并住在他的城中（宫中）。它以其”黄金门“而著称于世。当时，市场在城内，于是，他将它迁到凯尔赫（al-Karkh）。”这两段文字表明，在762年4月以前，亦即杜环离开大食国以前，巴格达城内确已有了市场。这个市场被大食王下令迁出巴格达，乃是杜环离开大食之后不久的事。《泰伯里史》也讲到这一史实，并讲到巴格达市场中有外国人。该书卷七653页言：“一些人记得阿蒲恭弗将城中的商人们迁往凯尔赫及与它（巴格达）相近的城外的原因。据说，有人对阿蒲恭弗讲：’外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它（城）之中过夜，他们中的一些密探、打听情况的人和夜间在市场所在地开启城门的人令人不安。于是，他（大食王）下令，将市场从城内迁出，并将它交由警察和御林军管理。他（大食王）为商人们在‘豪兰拱门’（Tāq al-Harrānī，豪兰，地名，为星辰崇拜者--萨比教的圣地，自古有拜月教的神庙，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笔者注和‘苫国’门（Bāb al-Sha‘m）及凯尔赫建造了住宅’。”该书卷七同页上又言：“据凡杜勒·本·苏莱曼·哈希米（Fadlu bn Sulaymān al-Hashimī）听他父亲讲过，市场从‘和平城’和‘东侧城’（东侧城乃迪格里斯东岸的旧城区。和平城即曼苏尔的团城--巴格达，位于河西岸，同”东侧城“隔河相对。--笔者注）迁往‘凯尔赫’门、‘大麦’门（Bāb al-Sha‘lr）和’穆哈维勒‘门（Bāb al-Muhawil）。”由此可知，当时巴格达城内有市场，也有外国人，出于安全和安宁考虑，大食王很有礼貌地将他们和市场请出了城，并为他们建造了房屋，供他们做生意。这表明，大食王对外商是优待的，是鼓励他们到巴格达做生意的。
    前已述及，巴格达城彻底竣工于766年（回历149年）。因此，据上述情形可知，在其竣工前的整个兴建过程中，它一直在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商人，并形成为一个“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綉珠贝，满于市肆”的大市场。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的市场是最为丰富，最为壮观的。它绝非寻常城镇的市场的景象，应是国大都城之所在。故可以为，杜环描述的，正是兴建中的大食都城--巴格达。因此，不言而喻，《经行记》“亚俱罗”的诸色中国工匠，正是巴格达城的建设者和巴格达市场上的技术工人或手艺人。他们的各种制成品繁荣和发展了巴格达的市场。
    四、巴格达--“中国国王的礼物”
    从勘查地形（758年）到全部竣工（766年），巴格达一直是个生机勃勃的地方。之所以如此言，乃是因其建筑工地周围形成了贸易集市，而且，在公元763年4月以前，巴格达的外城之内有一个外商云集的市场，这个市场既满足着城市建设的需求，又成了大食国各地及各国物产的集散地。它同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传播的场地。杜环《经行记》指出，中国织造高级丝绸的机器--绫绢机杼已出现在巴格达市场上，自然会有善于使用它的中国人在那里。因此，中国的生产丝绸衣料的技术及裁缝、制作各种丝绸衣服的手艺也出现在那里。由于大食王在763年4月将巴格达城内的市场迁出到凯尔赫去，因此，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会随之出现在距巴格达仅一里地的新市场--凯尔赫。此事距今已有1234年，倘未发现有任何实物证明这一史实。然而，古阿拉伯文献对此似可提出些间接的证明。盖兹威尼《地理志》444页“凯尔赫”条目言：“凯尔赫是巴格达上方（以塞拉河之走向为准，此地在巴格达的西侧。塞拉河从西方的幼发拉底河分流出，向东方流入迪格里斯河，其间流经巴格达。--笔者注）的，同它相距一里（Mil，约合2.08公里）的村镇。其居民是些狂热的什叶派（Shī’ah）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它有一些纸张商店和丝绸衣服商店。”这表明，巴格达城内市场迁到凯尔赫，遂使凯尔赫成了新的大市场，并继承了巴格达城内市场商货的特色。凯尔赫市场的主要商品之所以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品--纸和丝绸服装，这同《经行记》所反映的中国商品文化充满于巴格达市场的历史情景是分不开的。雅古特（Yāqūt，1229卒）《地名辞典》将“凯尔赫”词条条目写成“巴格达的凯尔赫”（Karkh al-Baghdād），这表明，所谓“凯尔赫”正是新的巴格达市场。那么，凯尔赫的纸店和丝绸衣服店也正是原先巴格达城内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店的延续。763年4月市场大搬家，必然使杜环亲眼见过的中国造纸工匠、纺织丝绸的工匠及各色手艺人也搬迁到凯尔赫等地，并成为凯尔赫市场的纸店、丝绸衣店的最早的经营者。这些中国人，有身兼巴格达土木建筑者和装修者，即《经行记》提到的“起作匠”、“画匠”、“金银匠”等人。中国唐代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他们直接地带到大食国首都巴格达的。可以肯定，如此集中出现并活跃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并不一定是中国商人，而应是怛罗斯之战中与杜环一同被俘的中国军兵，他们都身怀各种技能。他们先被编入呼罗珊军队。当大食王调呼罗珊军拱卫京师之际，这些中国人随军调驻巴格达，终于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施展。盖兹威尼*地理志》536页“撒马尔罕”（Samarqand）条目言：“这里生产‘撒马尔罕纸’（al-Kāghdu al-Samarqandī）。除了中国造的，就再也看不到能与之相比的纸。《邦国道里志》作者讲：它是由战俘们从中国带到撒马尔罕的。当时，他们之中有懂得造纸技术的人。于是，这种技术被采用了。以后，它的产量增多，成了撒马尔罕人的商品，遂从那里转输到其他诸地。”不言而喻，巴格达市场几乎同时出现了造纸业，其出现的历史原因当同撒马尔罕纸的出现是一样的。尚且，就其政治、经济地位，地处大食国东部边陲的撒马尔罕是无法同巴格达相伯仲的。因此，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中，必择技能优胜者送往大食王所在的巴格达。另外，有些资料提供了大食王使用过纸张的线索。《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183、184页言，建造巴格达的穆斯林工程师们并没有为这座城市事先造出个立体模型。他们可能是在平展的纸上或布上，或皮子上画出设计图的。一些工程师为曼苏尔设计其位于巴士拉郊区的田庄规划图时，也是在皮革和纸上画出的。持此特点的，是当代的巴格达建筑史学家--纳吉·马鲁夫（Nājī Ma`ruf）教授，他是在其著作《伊斯兰城市概览》（`Arūbat al-Mudun al-Islāmiyyah）中阐述的。这表明，阿拉伯学者认为，曼苏尔时期（754至775年），大食国人在画城市设计图时已使用了纸张。伊拉克共和国工程师联合会于1970年赠送给中国北京图书馆的《巴格达》（Baghdād，作者：穆斯塔法·杰瓦德博士、艾哈迈德·苏撒博士、穆罕默德·麦基西博士、纳吉·马鲁夫同编。“莱姆吉”出版公司1969年印行）225页的“巴格达的市场”（al-Aswāq al-Baghdādiyah）一节言：“在中世纪，巴格达是闻名的，它是文化与科学的大都市，有造纸工人（Warrāqūn，又作”纸商“解。--笔者注）市场（Aswāq al-Warrāqln，其中，”造纸工人“、”市场“两词皆为复数式。--笔者注）。它是个书籍密集，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众多的市场。伊本·焦齐（Ibn Jawzi，1116年至1200年人，生于巴格达，”罕百里“派的教法学家、演说家、史学家，著有《民族史大系》al-Muntazimfi Tārikh al-Umam）在其《巴格达的荣耀》（Manāq ib Baghdād）一书中描述了造纸工人市场（Sūq al-Warrāqln），他讲：‘它是个大市场。它是学者和诗人们的会聚之所（Majālis）。’”以上情况，虽无法断定是具体哪一年，但已可看到，在曼苏尔时期，中国纸确已出现在兴建中的巴格达，中国纸市场成了大食国文化界的活动场所，受到科学家、文学*的欢迎，为国际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