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化广泛、深入的传播
    丰臣秀吉两次发动的侵朝战争，一方面，出动军队占领土地、屠杀人民；另一方面，在随军中配备懂韩语的翻译、有学问的僧侣学者进行图书的劫掠，把大量朝鲜本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在战时究竟有多少朝鲜图书被劫掠运往日本，笔者无法统计，但从若干零散的记述中尚可窥见若干：
    文禄四年（1595），宇喜田秀家室患怪疾，医疗无效，后经名医为曲直濑正琳的医治而愈。秀吉为表谢礼，“赐锦衣金银，且自朝鲜持来的数车图书，悉数赐之。”（注：〔官医家谱〕，转引自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这批图书至今仍存，称“养安院本”（因曲直濑正琳亦名养安，故名）。
    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将从朝鲜没收的安国寺惠琼的图书，赐给承兑、三要。翌年六月，三要在伏见设圆光寺学校，收藏所获图书。儒者藤原惺窝曾在三要的书室，借得《阳明文录》读之（注：〔庆长年中记〕，转引自前引，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
    庆长七年（1602），德川家康开设骏河文库，主要收藏朝鲜带来本。其版本半数以上是朝鲜本。儒者林罗山侍于德川家康，掌管这文库的钥匙。（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5页。）
    从战争中劫掠来的朝鲜本图书，对江户时代文化兴盛发生着引人瞠目的影响。兹将日本学者阿部正雄所列的诸点转引如下，可观其概貌：
    一，有关朱子学方面的书，以朝鲜本为底本，也有其他，大大有助于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的兴隆；二，特别是李退溪的著述，几乎全都出版了；三，明代罗钦顺对朱子哲学的唯物论修正的《困知记》给予江户时代思想界不少影响，而其底本是朝鲜本；四，元代许衡的《鲁斋心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等虽在中国已亡佚，因在朝鲜出版了而被保存下来，经战争中掠往日本，特别是由星野实直进行了日语解释的《算学启蒙》，对和算的发达有着最深刻的影响；五，关于医学书、药学书，朝鲜本的翻刻也多，有助于日本医学的发达；六，《剪灯新话句解》成为江户时代怪谈小说的起源之一，《棠阴比事》成为裁判小说和法医学的起源之一，给予日本文学的发达以很大的影响。
    日本在朝鲜劫掠了大量珍贵图书的同时，还把被俘掳的五、六万朝鲜人运往日本。当时在西日本的四国、萨摩、九州等地，特别是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将领的领地上，都可以看到数量不等的俘虏，有的甚至有俘虏的集居点。其中“被俘人在萨摩最多”（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219页。）。在被俘朝鲜人的记述中，四国的阿波（今德岛）， 这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蜂须贺家正的城下，“桥上逢河天极，阿波城下有长江，江上有虹桥，桥上每逢十人，八九我国人也。河君晋州名族，服倭厮荛之役，我国人月夜聚桥上，或歌或啸，或论怀抱，或呻吟笑泣，深夜而罢，此桥上可坐百余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42页。） 在名护屋“市上逢人， 大半朝鲜人。”在对马“城下逢人，半是被俘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 218页 。） 在鹿儿岛还有苗代川的朝鲜俘虏集团居住地。被俘朝鲜人中，不乏学者、技匠、医者等，这可说明战后朝鲜文化如何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
    朱子学的传播
    朱子学早在13世纪初通过僧侣交往传到日本。但是，在宋学和佛学不相容的情况下，朱子学在江户时代以前一直没有自成体系而获得独立存在。而在朝鲜，朱子学的传播则开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所以，朱子学开始传播到朝鲜要比日本晚90余年，然而在朝鲜，朱子学则受到王朝的保护，经过百余年后出现了“朝鲜第一的朱子学者”--李退溪（1501-1570），并与李珥（1536-1584）成为朝鲜朱子学家的双峰，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日本朱子学的真正始祖是藤原惺窝（1561-1619），他由僧而儒。而他的得意门生林罗山（1583-1657）受到江户幕府的重用，并定朱子学为日本的“官学”。其所以如此，固然跟日本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但绝不可忽视在战争中劫掠的图书和被俘虏的朝鲜学者的重要影响。藤原惺窝读宋明性理学的书开始于文禄之役后。他最初阅读到的是作为“战利品”的、从朝鲜劫来的性理学方面的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延平答问》、《天命图说》两书。前书是由朱熹所编，是其师从程门的三子之一的李延平时的答问，阐明了朱子学的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求虚空的理论，而着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功夫“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97页。）；后者是朝鲜学者李退溪、郑秋峦合著的理气哲学书，是基于朱子理气说而发展成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四端七情分属理气的学说（注：四端，指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七情，指程伊川颜子好学论中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此四端七情，俱为性发之为情的表现。李退溪主张：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说，开启了朝鲜对性理学性情论争之端。）。另外，藤原惺窝所读的《延平答问》是朝鲜本，有李退溪所撰的跋文。跋曰：“晦庵夫子未见先生之前，犹出入老释之间。及后见先生，为学始就平实，而卒得夫千载道统之传。是则晦庵之折衷群书，大明斯道于天下者，皆自先生发之。而其授受心法之妙，备载此书。今骤读其言，平谈质悫、若无甚异，而其旨意精深浩博，不可涯矣。而其用功亲切之处，常不离于日用酬酢，动静语默之际。此先生静坐求中之说，不沦于禅学，而大本达道，糜不该结贯者也”（注：钱穆：《朱子学流衍韩国考》，转录自韩国《退溪学丛书》（第二卷第一部），《退溪学报》第5、6合刊，退溪学研究院，1975年，第46页。）。从该跋文中可见，退溪对李延平推崇备至，这对藤原惺窝影响极大。当他在传授弟子时，也是用朝鲜本的《延平答问》来教授的。
    藤原惺窝学问的形成还得益于朝鲜俘虏来的学者姜沆（1567 -1618），姜是朝鲜庆南云光人，战前任刑曹佐郎官职。1597年5月，奉明总兵杨镐命搬运粮饷，遭日军逮捕被遣送日本，置于大津时几图逃脱，未成。其在日的囚徒生活中，著有《看羊录》（注：这是姜沆被俘经过和在日生活的记述。本书原初以谦辞命名为《巾车录》，后其门人为赞颂姜沆有中国的“苏武牧羊”气节而改成《看羊录》的。当时作为被俘朝鲜人在日本的直接记录，还有郑希德的《月峰海上录》（该书原名为《万死录》，后由其曾孙郑德林改题为之）；被誉称为“海东夫子”的鲁认（号锦溪）的《锦溪日记》（此书被韩国定为“国宝”）等。这些都是研究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传播的珍贵文献。）。姜沆通过原播州龙野城主赤松广通的关系与藤原惺窝相识。藤原和赤松有刊行四书五经和训本的计划，故嘱托姜沆抄写大字本四书五经（姜沆手写的袖珍本原本现还珍藏在内阁文库），共16种凡21册。他在手写的各经书的末尾，都用漂亮的草书体写有叙述抄写缘由等的跋。
    藤原惺窝得到赤松氏的援助，校勘加注的四书五经和刻本，依赖姜沆等书写大字本四书五经，这在日本儒学史上应属特笔的。这正如姜沆在《文章达德录序》中所记：“故赤松源公广通，慨然嘱剑夫，以四书六经及性理诸书，新以国字加训释，惠日东后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4 页。）确实，姜沆为藤原惺窝书写性理诸书，对于日本的朱子学草创时代，性理学书在民间的传播是值得注目的。
    藤原惺窝最得意的门生林罗生，如同其老师一样，从朝鲜本的儒书中获得知识。藤原惺窝是从传统的儒佛一致的思想中转换，以致把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成为日本近世朱子学的始祖；他的学风是朱陆（象山）折衷，有容陆的一面。然而，林罗山的学风则仅仅是信奉朱子学，对佛教、耶稣教以及陆、王（阳明）学加以严厉排斥。他们师徒俩所以有这样重要而明显的分歧点，除了两者年龄、个性以及人生修养方法方面的差异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罗山比藤原惺窝更大量地接触了朝鲜的儒学书籍。现存于内阁文库的、经林罗山亲手批注加点的旧藏书，大约700部，数千册（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5页。）。关于李氏朝鲜儒学的特点，一方以蔽之：区别朱陆，痛击佛教。林罗山由于阅读了大量新来的朝鲜本，受到了这种儒风的刺激，以致改变了日本长期神佛混淆而为神儒合一，成为日本“儒家神道”的开祖，而且使学问从宗教中独立出来，进而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显而易见，林罗山的先驱性活动，使之成为整个江户时代三百年间的稀有学者，决不是偶然的。
    医学的传播
    16世纪朝鲜医学有很大的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许浚的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名医辈出。战时被长宗我部元亲所捕，文禄三年（1594）到土佐的朝鲜名医经东仍从事医业。他根据日本与朝鲜风土、人性差异，将药量适当加减，达到百发百中的医疗效果，有起死回生之效而近似神。因此，听说经东名声，乞求诊疗者颇多。
    在庆长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战中，全罗道兵马节度使李福男（有“扶余李将军”之称）战死之前，他把儿子李圣贤交从者脱逃，不幸被毛利辉元的部将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后来从事医务者众。由于李圣贤在被捕来日时，遇到明人孟二宽，传其“枇杷叶汤”药，后就与“龙王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二大名药。此后，这个李家后代成为毛利藩主的家医，藩校医学馆的教授。（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58-7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