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1.经济奇迹的特殊性。西德50年代的经济是在特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以特殊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德是在特殊的国情中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战后德国被分割、被分裂。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自成立之日起，被迫分别依从占领国的意志，在一切领域里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联邦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涉及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和防务问题，受制于占领国，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复兴”经济。尚在困境中的广大群众，渴望得到工作和面包，在国家复兴与发展问题上与当权者较易取得共识。此外，有关国家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颇有争议，需要弃旧图新，边破边立。一些政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国有化经济，特别是在采用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上，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前者主张对主要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后者主张经济自由，实行自由竞争。在争论过程中，执政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50年代中，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观点对社会市场经济口头上表示赞同。两党认识上的趋同为西德建立、实行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由于这两个主要政党拥有的支持者占全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较强的生命力。上述国情有利于国家全力以赴地抓经济，有利于“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14页。）， 有利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
    西德选择了一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它采取了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还要考虑社会，三者兼顾的做法。按照这一思路，市场竞争必须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放任。国家通过法规、政策及指导性计划进行干预，而不是发号施令，越俎代庖。经济活动要以社会公正为目标。50年代，西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又有效的尝试，并沿着三者兼顾的路子不断走下去，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这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路子。50年代，西德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物质保证是，它拥有传统工业的良好底子。对某些因战争破坏而难以修复的工厂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使之现代化，尤其利用美国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进口对德国经济恢复最具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使德国的生产和出口得到促进”（注：乌尔里希·罗尔：《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在50年代旺盛需求的推动下，西德地区传统工业为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西德经济还受到特殊机遇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强烈地刺激了生产，促进了出口，迅速使西德摆脱了1949-1950年因进口过多造成的丧失国际支付能力的危机，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英、法已不再恪守波茨坦协定，不断修改对西德工业和工业技术的限制措施。1950年9月， 纽约外长会议将普遍禁止生产射击、砍杀和刺杀武器改为限制生产；虽然仍禁止制造飞机、战舰和其他军械，但取消了对修建商船的某些限制；尤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对钢产量的限制。1951年又将禁止生产合成橡胶和合成塑料、限制造船和生产轴承，改为限制生产能力；完全取消了对生产重型机床、铝、合成氨和氯的限制；后又取消了对化学工业科学研究的普遍监督。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德1950年6月-11 月工业生产增长25%，同年出口增长120%（注：联邦统计局：《联邦德国统计年鉴》，威斯巴登1953年版，第259页。）。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一篇报告指出，“朝鲜战争促使西方世界从利益上考虑购买德国机器，特别是金属加工机床、轧钢制品、电工仪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注：《五年来的德国马克》（Fuenf Jahre Deutsche Mark），慕尼黑1953年版，第25 页。）朝鲜战争时期西德经济年增长9%左右，属于高增长或特快增长。 而西方三国对西德采取的一系列放宽限制的措施对西德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深刻的。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深深打上了东西方冷战的特殊烙印。自50年代初开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两大市场的对立和抗争日益尖锐。苏、美把东西德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从与苏争夺的战争利益考虑，迫切需要西德“复兴”，使西德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较高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以便在同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显示西方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40年代末西占区的货币改革，50年代初修改和放宽对西德的各种限制，无不出于上述考虑。1957年，艾哈德宣称，“只有坚决拒绝社会主义理论，实行经济自由，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如果欧洲强使人们生活在纪律严密的集体中，那么智力与德力势必会衰退。这种智力与德力对于抵抗来自东方的渗透与蛊惑，是不可或缺的。”（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艾哈德作为一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倾注到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中去。在东西方的冷战中，他主张一手抓智力与德力，坚定地宣传和维护西方的价值观，一手抓发展经济，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增强国力上。在东西德的较量中，西德在经济方面显然占了上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德不仅在同东方国家的对垒中，而且在西方世界中，也具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经济奇迹”的影响。西德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重新赢得并确立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为建设经济政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末，艾哈德在谈到西德的经济发展时不无自豪地认为，西德“在复兴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在人口增加1／4以后，提供了工作和面包，而且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繁荣水平，使其超过大战以前的最好岁月”，“社会市场经济循着艰巨而正直的坦途，大踏步地为国家复兴而前进，因而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这句话比较客观地评述了西德5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并对西德的发展前景作了乐观估计。按照悲观论者的预测，德国需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复兴，也许永远不可能重新崛起。事实是，德国“复兴”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由于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德迅速赢得并确立了在西方工业国中的地位。工业生产方面，西德1955年所占西方主要工业国的比重已达到9.3%，超过了英国（8.5%），也超过了法国（4.4%）和意大利（3.3%）之和，仅次于美国（50.5%），居世界第二位（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59年第8期增刊，第6页。）。外贸方面，西德自50年代初起迅速好转，到50年代末重要工业品的出口超过美、英，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1957年外贸结余率（外贸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了3.65%（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66页。）。进出口总额1960年相当于1950年的4.6倍。出口方面，西德自1959 年起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方面，西德1950年仅有11亿马克，1960年猛增到320亿马克（注：卡尔·哈达：《20 世纪德国经济史 》，第204页。），10年内增长了28倍，外汇储备额次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二位。到50年代末，从西德总的经济实力看，它在西方国家的位次是，在欧洲超过英国居第一位，在世界上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样一种格局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崛起。
    50年代是西德专心致志、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时期。它在受战胜国制约的情况下，竭力寻觅生存与发展之路。它借鉴工业化以来治国安邦的正反面经验，抓住机遇，利用优势，挖掘潜力，迅速找到了立国、兴国、强国之路。它从本国国情出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内，确立了“复兴”与不断增强国力的主要支柱，一是工业，二是外贸，三是科教。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早在20世纪初，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些工业产品独占鳌头。第三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又达到新的水平。二战后，西德不仅迅速修复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根支柱。经过几年的奋斗，到50年代中期，工业生产重新赢得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西德根据本国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特点，坚定地走外贸立国兴国之路。50年代，它立足欧洲，铺石问路，进而不断拓宽渠道，扩大出口，到80年代末，它的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一向十分重视科教。它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主要得益于科教。联邦德国成立后重视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伴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1950-1960年，仅教育一项在整个国家支出中就占10.7%-12.6%（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7页。）。70年代国家又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无论工业革命时期，还是战后，德国都把科教兴国强国定为国策。但50年代的西德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还有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西德被誉为“经济巨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西德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国家”。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实力处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以先进科技装备起来的工业和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为后盾的强大出口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所谋求的政治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繁荣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2.构筑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50年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所谓继承，就是在理论上有分析地采纳了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合理的、实用的部分，在实践中借鉴了德国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所谓创新，就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西德基于历史思考和现实需要作出的抉择，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所作的“发明创造”。50年代，西德在理论上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了广泛探讨，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理论上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如自由竞争）问题，社会与市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以路德维希·艾哈德、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弗莱堡经济学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艾哈德的经济顾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市场经济作了探讨，在实践中总结了社会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以国家干预为辅，实行能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的市场竞争原则；国家要在社会福利政策范围内，通过必要措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社会原则；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平息经济发展波动的稳定经济的原则；国家措施尽可能同市场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就是市场竞争、社会公正、宏观调控与法制保障。但是，在50年代，“由于受外贸、资本、住房市场和农业经济等领域中一些紧迫的特殊问题的影响”（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8页。），上述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或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实际经济活动中，在基本不影响市场的本质和运行能力的前提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必要的干预，较有成效地处理了社会、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通过计划、决策、协调、分配等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努力使经济发展从属于公正、安定等社会目标。这恰恰是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其发育阶段体现出活力与优势的关键之所在。
    要全面评价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还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其一，50年代经济发展受偶然的、特殊的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内在的“免疫力”。尤其朝鲜战争如一支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短期经济繁荣，但有利有弊。艾哈德认为，这种繁荣“带给德国经济政策的困难，多于它带来的帮助”（注：卡尔·哈达：《来自竞争的繁荣》，第41页。），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柏林墙的建立遏制了“难民”的涌入，改变了西德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的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高质量劳动力，如技术工人日益短缺。随着放开外汇往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大，“国内经济政策有效性下降”（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9页。）。60年代中期以后，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西德经济增长失去优势，陷入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协调。50年代西德一度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引起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现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各经济部门发展日益不平衡，尤其是受国家保护与协调的部门如纺织、采矿业等出现结构性危机。其三，高科技的开发相对滞后。50年代，西德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工业优势，但存在“吃老本”问题，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如计算机技术、电子、生物、工程、合成材料、机器人等方面，西德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美国。因而，西德在西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日本所取代，屈居第三。如果说上述问题在50年代被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掩盖着，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初露端倪，7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其结果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德各经济部门中列入收缩、停滞的部门大大增加，而列入中增长、高增长和特快增长的部门急剧减少，使西德的经济增长“失去了强有力的‘牵头’部门”（注：裘元伦：《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国内政局。60年代初，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及在德国统一政策上受挫，连任14年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提前辞职。领导西德创造“经济奇迹”的艾哈德取而代之，但他在执政3 年后因无力对付经济萧条而被迫下台。西德遂进入了全面调整内外政策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