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
一 法兰克帝国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是西欧封建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查理大帝以采邑制和教会为两大支柱,在西欧进行扩张,致使封建制度在西欧广泛地推行。查理大帝之所以要利用教会,这是因西欧封建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所决定。 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而产生的〔1〕。 它是由孕育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两种封建因素--罗马帝国的隶农制和日耳曼人的军事陪臣制的相互融合,不断发展而实现的。中介和促进两种因素融合的,是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为了实现对征服地区的统治,基督教作为“现存关系”的意识形态被征服者所承接、利用。496 年法兰克的国王克洛维把皈依基督教作为统一法兰克各部族,征服罗马人,吞并其它蛮族国家的一项重要措施。他把高卢罗马教会作为收服罗马贵族,减少与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对被占领地区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把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作为国王的臣仆,他们因此而得到国王赏赐的土地和财产。教会职务为罗马贵族进入法兰克的统治集团开辟了一条通路,从而在法兰克王国中产生了教俗两个贵族阶层。正如恩格斯所说“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2〕。 7世纪, 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因王位被瓜分导致了诸王之间的内战。内战中,诸王以馈赠土地为手段争取教俗贵族的支持,致使法兰克的土地财产权发生了大转移,产生了新的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依靠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染指诸王的权势斗争,逐渐确立了在法兰克王国中的统治地位。这种新的统治权力的基础是大土地占有制,因而,巩固这一权力也同样要依靠土地占有关系。大土地所有制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所以,“首要的条件就是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3〕。 查理·马特用采邑分封取代了土地无条件地赠送,用采邑所产生的封建义务建立起来的封建关系,取代了氏族血缘关系。新兴的贵族统治集团为巩固这种新社会关系,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反对氏族的传统观念,在法兰克进行了广泛的传教活动,教会与世俗的关系更为密切,促进了教会的封建化,以及私有教会制的建立。私有教会制的根本问题是教会财产权的所属问题。私有教会制把教会与世俗贵族联系起来,使得基督教化进一步深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8世纪中叶, 以加洛林家族矮子丕平为首的大封建主阶级,要以封建王权取代氏族血缘王权,需要罗马教会在政治上给予支持,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地处西欧与法兰克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受拜占廷王权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对其产生的威胁,需要寻找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从而建立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4〕。 丕平的加洛林王朝是西欧封建国家产生的起点,在这个新生的封建国家中,封建王权还很脆弱,封建关系发展得还很不成熟。在法兰克还存在着大量的前封建关系。那些尚未完全封建化的旧贵族和氏族贵族顽固地抵制王权以采邑制为基础的臣属关系,自由小农也不断地抗争向农奴和依附农的转化。在法兰克外部,还存在正处在氏族公社分化瓦解阶段的日耳曼部族,他们与法兰克的频繁接触,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动掠。768年,查理一继位就承拉了其父丕平与阿奎丹公爵魏法尔, 因该地区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归属问题而进行的战争。查理在位46年,进行55次战争,通过征服战争在西欧广泛推行采邑制,并且通过设立主教区,加强实施基督教化给予采邑制以保证。 二 丕平去逝后,按法兰克人的习惯法,将王国平分给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两位国王都想独霸王权,因而貌合神离。711 年卡洛曼早逝,查理乘机夺取其分国。卡洛曼的遗霜携带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逃往伦巴德。丕平时期由于受武力胁迫而屈从法兰克的伦巴德人,乘法兰克人同室操戈之机重又对窥伺已久的意大利五城区发动攻势逼近罗马,强迫哈德良一世教皇为逃亡的卡洛曼之子施涂油膏礼。这一举动,无疑触犯了查理的利益,他愤然斩断了与伦巴德建立的政治联姻关系,赶走了他的妻子伦巴德国王之女。并应教皇之恳求于733年出兵意大利。774年攻陷了伦巴德王国的首府帕维亚,伦巴德国王德西德里尔斯被放逐到科尔比修道院。查理带上了伦巴德的王冠,除把五城区归还给罗马教皇外,又赠与教皇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区。意大利的其余地区成为法兰克国王的领地。查理在这些新的国王领地内设立伯爵管辖区,以采邑的形式把土地分封给随其征战的法兰克贵族和愿臣服于他的伦巴德贵族。伦巴德这一名称虽然依旧保留下来,但它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成为法兰克的一部分。 巴伐利亚公爵是伦巴德王国通过联姻结成的盟友。巴伐利亚在法兰克王国一直享有着自主的权力。尽管757 年塔西洛公爵向丕平宣誓表示臣服,但仍然没有消弱它的自主性。巴伐利亚的自主性对法兰克封建王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伦巴德被征服后,那里是逃亡的伦巴德王子卷土重来最有利的栖身之地。787年, 查理以塔西洛公爵与匈奴人联盟欲与其岳父伦巴德国王复仇为由,领兵长趋直入。面对法兰克的大兵压境,塔西洛不战自降,以接受国王采邑的形式保留了巴伐利亚公爵领地,成为查理的封臣,但最终被废黜。查理在巴伐利亚任命伯爵管辖这一地区,798年设立了大主教区,授予萨尔茨堡的阿尔讷斯为大主教,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巴伐利亚的自主权被取消。 东南欧多瑙河盆地广大的地域,早已令法兰克人垂涎。741 年包尼法修斯在维尔茨堡设立大主教区,希冀以此为基地向东南欧进发。巴伐利亚臣服法兰克,为法兰克人向这一地区殖民敞开了大门。大批的修士和贵族涌入这一地区,抢占土地,兴建修道院,把隶属于贵族的依附农迁移至此,建立大庄园。小土地所有者和被剥夺土地的自由人,为躲避大庄园的压力也逐渐向东推进。东部殖民活动受到移居在这一地区的亚洲游牧民族阿瓦尔人的干扰和阻挠。从791 年起查理多次征讨阿瓦尔人,强制阿瓦尔人接受基督教,798 年将这一地区归入维尔茨堡大主教区,于803年确立了法兰克东部的边境。 自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后, 法兰克西南部边境地区就一直受阿拉伯人的侵扰。788年, 查理虽然在西班牙与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战争中没有取得重大的胜利,然而他在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的地区设立了西班牙边境马尔克,把这一地区全部做为王室的领地。同时在这一地区兴建了许多本尼迪克派修道院,以阻挡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对西欧大陆的进一步扩张和渗入。西班牙马尔克远离法兰克的中心,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查理有意识地在那里组成一个有势力的贵族小集团代表法兰克政权的统治,把边境巴尔克的领地封给了自己的部下,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教俗封建主集团。 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是查理投入最多,时间最长,对此后的西欧特别是德意志的历史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查理通过军事征服强制推行封建化最有代表性的例证。萨克森人居住在法兰克的东北部,6世纪30 年代协助法兰克人打败了图林根人,占据了图林根北部,此后又败于法兰克人退出图林根地区。7 世纪萨克森人以保卫东部边界防范斯拉夫人为条件,免除了对法兰克的贡赋。7世纪末, 萨克森人吞并了保罗克吐尔人的地区,延长了与法兰克王国接壤的边境。“除了在少数地方有茂密森林和绵亘山脉相隔阻,明确地划分了疆界以外,双方的领土差不多处处都在空旷的平原上毗连。”〔5 〕然而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却有着极大的差异。8世纪后半叶,法兰克大范围地实现封建化之时, 萨克森人则还处于氏族部落刚刚解体、国家形成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土地制尚未形成,在政治上起作用的是由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组成的公民大会。公爵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其权力仅限于战争期间。在宗教上,萨克森人仍崇拜氏族的神祗。这种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形态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两个近邻在相互接触中产生摩擦,造成矛盾,发生冲突。“每一边都经常发生杀害,抢劫,放火的事件。”〔6 〕最终酿成了从772年开始持续了33年的公开战争。 查理对萨克森人的战争,加速了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公爵的权限扩大了,贵族阶层内部也发生了分化。778 年以后形成了以威斯特伐伦的维杜金德家族为首的氏族贵族统治集团。萨克森分为威斯特伐伦、安格尔恩和奥斯特伐伦三省〔7〕。782年,萨克森的氏族贵族抵挡不住法兰克人强大的进攻,屈从于残酷的血腥镇压,向查理俯首称臣,以封臣的身份被任命为萨克森的伯爵。在萨克森战争中,为保证法兰克大军的供给,查理在所征服地区建立广大的王室庄园和行宫。这些王室庄园和伯爵领地的建立,使大批的萨克森自由农民沦为依附农,因而激起自由农的反抗。792年,自由农民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对法兰克人和已臣服的萨克森贵族对土地的兼并,举行起义,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斗争。804年起义被彻底镇压,萨克森完全成为法兰克的领地。在803年的累根斯堡帝国会议上,查理把萨克森同东法兰克、阿勒曼和巴伐利亚联起来,划定了东部地区的边境。最终确定了法兰克的版图,东起易北河和多瑙河,西临比利牛斯山脉和大西洋,北始北海和波罗的海,南至意大利的广袤地域。 三 查理所统治的这一大帝国,囊括了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地区、在文化上毫无联系的众多民族和部落。在这些被征服地区,查理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地消灭当地的氏族贵族,而是以采邑分封的臣属关系取代和改造这些地区内原有的各种前封建关系。但是,这种依靠军事力量强制建立的臣属关系是十分脆弱的,在巴伐利亚、伦巴德,特别是萨克森,都曾不止一次地发生了贵族的反叛。借助基督教的宗教力量,使国王与附庸的臣属关系合法化、神圣化,是查理推行采邑制采取的又一有力措施。所以,查理的军队征服到哪里,就在哪里强制推行基督教化,把教会的势力扩张到哪里。他在伦巴德、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被征服地区设立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或重新划分主教区,建立修道院,任命法兰克人为大主教和修道院长,他们享有国王给予的特许权。国王在对被征服者受封的同时,举行以宗教形式为模式的宣誓仪式。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代表了上帝在世俗的权力。封臣接受分封所承担的义务不是对国王本人,而是对由上帝所选定的,通过圣彼得在世上的代理--教皇施涂油膏礼的君主。因此,国王与封臣的臣属关系超越了任何血缘关系,不受任何种族或氏族的限制。作为基督徒的伯爵必须接受所在主教区主教的监管。一旦因其有某种反叛行为被革出教籍,不仅失去国王的分封,而且也被剥夺了因受封而拥有的领地和财产。基督教巩固了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关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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