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朝鲜文化是东北亚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北亚文化圈中的一环。古朝鲜文化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本文拟就古朝鲜文化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族源神话的比较 族源神话是研究探索民族渊源的一把钥匙,是民族史、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古朝鲜的族源神话由于某些因素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为正本清源,对古朝鲜文化中的族源神话作一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一些朝鲜史学家把扶余、高句丽族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故而在古朝鲜文化中就有了一个比较研究的基础。 夫余、高句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族、古国,自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据考,扶余、高句丽族源神话最早见于我国汉代典籍。 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扶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 《后汉书·东夷夫余传》、《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亦记此事,情节相同,只是橐离作索离、高离。这一记载虽嫌简略,却构成了夫余--高句丽族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基本框架(或者叫作原型)。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肥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远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这是高句丽族源神话的最完整的记载。 《北史·百济传》又将夫余族源神话作为百济国的始祖神话,而为百济所继承。 《梁书》、《周书》、《北史》、《隋书》等均有高句丽始祖朱蒙感于日影而卵生的族源神话的记载。 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在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 这里的邹牟,即朱蒙,即东明,为同音异写。《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的第十九代王,公年391年即位,412年逝世,其子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其父立碑。 《高丽大兄冉牟墓志》:“大使者牟头娄口奴客文: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河伯之孙,日月之子,所生之地……河伯日月之孙……(转引自孙进已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479页) 高句丽始祖朱蒙(或曰东明,或曰邹牟)神话是在中华帝王天命观念支配下创造的,其基本框架--原型是鸡子--日影--河水--卵生:不平凡的妊娠与诞生;弃子图腾考验;超自然的神奇经历;出走建都:天命神授的帝王天命的结果,最后是生前建国称王,死后”负龙“升天。这则族源神话显然是在颛顼高阳文化影响下并杂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以及后羿、逢蒙诸神话传说。这里蕴涵着太阳与河水、太阳与土地孕育了人类,它们是人类的父亲和母亲的原始的宇宙模式与人类意识。这则族源神话接受了华夏文化影响,而又具有本民族族源神话的特点。神话的结尾:路遇三人”一人著麻衣“--标志农业,”一人著衲衣“--标志信仰佛教;”一人著水藻衣“--标志渔猎业。如果是这样,则寓示着高句丽兼有农业、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与信仰佛教的文化形态。 至朝鲜史家金富轼所编撰《三国史记》一出,高句丽被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古朝鲜史、古朝鲜文化史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国史记》卷十三记云:“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岿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主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泊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这里在保存感日卵生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金蛙”(灵石产子)、“柳花”与“天帝子解慕漱”情节,使高句丽族源神话呈现复合型--天人交合与感日卵生二者交互的特点。 《三国史记》卷一记新罗始祖赫居世神话:“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长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号),居西干,辰言王。” 有神马引导而见大卵,“有婴儿出焉”,这种卵生族源正是高句丽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记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夫余逃难,至卒本夫余。夫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夫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及朱蒙在北夫余所生子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儿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沸流不听。分其民,归弥邹忽以居之,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也。沸流以弥邹土湿水咸,不得安居,归见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惭悔而死,其臣民皆归于慰礼。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夫余,故以夫余为氏。(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母召西奴,本人延陁勃之女。召奴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夫余,以前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奴为妃,其于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夫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夫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业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疣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 这则传说故事将朱蒙与百济始祖拉上了血缘关系。 《三国史记》作者把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古国作为东方三国的同一序列加以撰述,使这三国初具同一谱系,透露出作者首次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史学观念与撰写意图--“至于吾邦之事”,“著在方策”。 继《三国史记》,有《三国遗事》一书出刊。据《三国遗事》“后序”,知其刊行于辽道宗咸雍十一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首篇记有所谓古朝鲜坛(一作檀)君族源神话:“《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伯、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原注: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於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又有《王历》:“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二十年,姓高,名朱蒙,一作邹蒙,檀君之子。”“新罗第一赫居世,姓朴,卵生”;“百济第一温祚王,东明第三子,一云第二…” 前者是古朝鲜族源神话,后者则是古朝鲜之谱系。 檀君神话与夫余、高句丽族源神话相比较,可有下列需注意的几点: ①神人、熊女交合生子, ②熊女、檀树交合生子。 檀君神话杂有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交织的特点,熊、虎、檀树作为灵兽、灵木是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而桓雄则是一个巫者、大萨满,他可以点化熊虎变人,趋使支配风伯、雨师、云师等诸神祗。夫余、高句丽是感日影而孕;这则是神人与熊女、熊女与神树交合而孕。夫余、高句丽是卵生;这则是直接“生子”。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系列的族源神话,后者更接近东胡族系的族源神话,亦与突厥族系族源神话相类。 ③檀君“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却没有世系。 ④首次写定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为“檀君之子”。 这里十分明确地将高句丽与古朝鲜连在了一起,把神话人物檀君与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定为具有血缘的父子关系。从而构成了所谓古朝鲜的谱系,高句丽就成了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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