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素为艺林所重，但其中关于《洛游子》一书的论断，看来还是有点问题，其言如下：
    《洛游子》一卷，题司马光，非也。所称乐全子、齐物子，亦莫知何人（卷十一）。
    陈氏因不知齐物子和乐全子的真实姓名，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认定此书并非司马光所作，未免失之武断。其实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对此曾有明确的记载。这篇记载还被江少虞收入《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一，其中略有异文，现录王氏全文于下，而以括号注明江引异文，以资参考：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齐）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嵩（祟）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事。过轘辕（辕下有“道”字），遽达西洛，少留广度寺。历龙门，至伊阳（川），以访奉先憩。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保（宝）应，观文、富二公（公下有“庵”字）。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龛院，倚石楼，临入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卷四）。
    王辟之是治平四年（1067）进士，与司马光同时而稍晚，其书撰于绍圣年间（1094-1098）。去元丰未远，所记自当有据。他说司马光自称齐物子，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那么乐全子又是谁呢？据《宋史》记载，与司马光同时的官员中，有个张方平号乐全居士，但此人和司马光并无交谊，司马光还参劾过他；而且他的年事已高，不可能同游嵩洛。但在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后录》卷七中，却有一则关于司马光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言行录》称：
    公（按指司马光）居洛，尝同范景仁登嵩顶，由轘辕道至龙门，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楼，临入节滩。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
    从内容上看，《渑水燕谈录》与《名臣言行录》两书所记，都是司马光与人同游嵩洛的一件事情。既然司马光自称为齐物子，那么与他同游的范景仁当然就是乐全子了。范景仁名镇，成都华阳人，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他是司马光的挚友。关于司马光与范镇同游嵩山的事，朱弁在《曲洧纪闻》卷三中也有记载，他说：
    蜀公（范镇）与温公（司马光）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
    这也说明只有范镇曾经和司马光同游嵩山，因此乐全子的雅号又一次证明非范镇莫属。
    范镇为甚么号为乐全子？这在司马光《再与范景仁书》中，可以找到些蛛丝马迹：
    光所谓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谓其全之之难，有疵而人见之易也，非谓其易磷缁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九。以下简称《马集》）。
    司马光这封信是在宋仁宗晚年范镇当谏官时写给他的。范镇为人和易修敕，不汲汲于进取，而又勇于谏诤，不肯随波逐流，63岁就辞官不做，优游山林。他也许记取司马光那番勉励自己的话，便以乐全子为号，用意就在乐于保全一己不疵不污的清白之节吧。
    司马光和范镇这次出游的经过十分清楚。他们从洛阳出发，到达登封。首先访差问的是嵩阳寺，也是北宋四大书院的嵩阳书院，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都在这里讲过学。崇福官是司马光退居洛阳时四任提举的著名宫观，都在嵩山南麓。他们离开嵩山以后，取道轘辕，返抵洛阳的龙门，寻访奉先寺。那就是杜甫所谓“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的地方（《杜少陵集》卷一《游龙门奉先寺》）。保应当是梅尧臣《游龙门，自潜溪过宝应精舍》的那个地方（《宛陵集》卷一），应以江引作“宝应”为是。文、富二公是指文彦博和富弼，他们都做过北宋的宰相。据司马光《潞公游龙门，光以室家病，不获参陪，献诗十六韵》自注云：“公作药寮、潞公庵、临伊庵，皆在龙门”（《马集》卷十四）。说明文彦博在龙门另有别墅。又据司马光在《司徒开府韩国富公挽辞四首》之三中说：“溟海涵容大，龙门谒见荣”（《马集》卷十五），可见富弼也有别墅在龙门。由此可证今本《渑水燕谈录》所说的“观文、富二公”句下脱一“庵”字，当以《类苑》所引为正。唐代诗人白居易葬在伊水南岸的香山，当时还有影堂存在。欧阳修在《游龙门分题十五首》诗中，有《石楼》、《伊川泛舟》、《宿广化寺》、《八节滩》、《白傅坟》等篇，他所说的这些地方，也都是马、范二人经游龙门的胜迹。
    关于司马光这次出游的时间，《渑水燕谈录》说是在“元丰中秋”，元丰凡八年（1078-1085），不知究竟是在哪一年。根据我们初步的考察，当以元丰元年最有可能。这是因为：
    第一，司马光在《续诗话》中曾经说过，“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万安山一名石林，在今洛阳市东南，南接登封县界。这很可能和他的嵩山之游是同一次的事情。
    第二，从年龄来看，元丰元年，司马光60岁，已经到了“须知筋力行将老，渐恐峰峦不可攀”（《马集》卷十三《和王秀才以光始自陕石游山归，复登少室，为诗见寄》）的时候。范镇这年71岁，年龄更大。他在游山时，往往需人扶持。有如司马光所说，“景仁年长力更孱，牵衣挚手幸不颠”（《马集》卷十二《和范景仁》）。这一年恐怕是他们结伴远游的最后机会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写了《六十寄景仁》的诗，范镇也写了《七十一偶成》一首（《马集》卷十四），他们对元丰元年，似乎都感到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司马光在《遗表》一文的自注中说：元丰五年秋，吾苦语涩，疑为中风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遗表》，自书之，常置卧内，俟且死，以授范尧夫、范梦得，使上之”（《马集》卷五十七）。这说明元丰五年前后，司马光体力已经大衰。就在这年春天，他的妻子张氏病故。前此文彦博招游龙门时，他便因妻病没能前往。可见元丰元年以后，元丰五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司马光就难以与人“并辔”远游了。因此我们认为马、范二人的嵩洛之游是在元丰元年。
    马、范二人交谊甚笃，范镇称：“君实吾莫逆交也”（《东斋记事》卷二）。司马光也说：“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三朝名臣言行后录》卷五《范镇》）。他们相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宋史·范镇传》）。司马光先写了《范景仁传》（《马集》卷七十二），后来范镇也给司马光作了墓志铭。范镇致仕后住在许昌，司马光住在洛阳，虽然相距很远，范镇却常往洛阳探望司马光，一同游山玩水，赋诗唱和。司马光的游山诗集除《洛游录》（与陈振孙所说的《洛游子》当即一书）外，还有《西游行记》。他在《和范景仁谢寄西游行记》（《马集》卷十二）诗中，言及“洛川秦野”、“八水三川”、“千里归来”等情，当是同范镇的一次关中之游。《马庥》中还有一些在洛阳附近和范镇游览的诗篇，这些诗汇集起来，也许就成为苏轼在《司马文正公行状》中的《游山行记》十二卷，可惜这些诗流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