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属于公共知识，高校理应引导公民追寻有意义的历史，并带着问题开始学习。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既体现公民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也促进公民从中获得健全的思考方式。由好的问题开始，以此构成探究主题，有助于使永久性信念和实用技能通过教学纳入到公民的头脑、心理和行为中。据此，高校历史教学理当深思熟虑地建构历史知识、历史解释和历史思维，在增长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发展积极人格。
    一、作为高校历史教学的新途径
    自历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历史教学便随之成为一个研究问题。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结合起来，既作为专门的学术训练，又满足于人文学养的兴趣，高校历史教学本无生存问题。学术训练的前提，要求学生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志向，而由历史学定向的学养的基础，则体现在学生所受的学术训练能否有助于他们寻真相、求真理。一言以蔽之，高校历史教学抑或学院派史学，理应为学术而存在。
    然而，这种教学早已在产业革命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动摇，后现代思潮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又加快了它的崩溃。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应运而生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即是为学术广揽服务对象的结果。就教学而言，既然精英教育难以维系，那么让史学在公民文化、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三个方面施加影响、发挥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事[1]，更何况公众以及政府、商务、传媒、历史遗产、基础教育等诸多方面，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2]。
    事实上，高校历史教学面临的困境，除了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囿于对历史知识生产类型和传播方式的自我陶醉。它过于迷恋考据和叙事且排斥理论，而实际教学受多种因素制约根本不达成考据的结果，剩下的只有教授者独角戏式的历史叙事；它过于强调所属知识的权威性——既故作高深也屈于政治影响，不但限定了知识的传播，也丢弃了自身的学术性；它过于偏离“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自闭了学术视野的同时，也难有纯正的学术品质。
    公共史学提出“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或与公众一起再释和重现历史”[3]。高校为此培养职业的历史研究者和教育者责无旁贷。如果将公共史学再视为“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的话[4]，就需要更为慎重且大胆地规划高校历史教学。据此，公共史学需要与学院派史学分野，在教学方式上也理应脱颖而出。
    二、作为高校历史教学的课程视野
    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学，都有应用、人文、能力三方面的价值。以公共史学的角度看，其应用的部分关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前景和操守、史学传播的功能与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力量；其人文的部分关乎公众的历史情操、思想解放和创造力的水平；其能力的部分关乎史学能否作用于发展公众的智理、研习历史的态度和用历史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习惯等[5]。针对具体的服务对象，三个部分的内涵或许在课程中会有所侧重，但在本科阶段最好能够等量齐观。
    其实，当我们让史学走出殿堂面向公众时，它的研究和学习视野就不再是“史学即史料学”那么单一了。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公众一旦投入到求真的实践，那些享有话语特权的权威们必将面对各方面的争议，历史叙事和解释不仅愈加多样且呈现多层次、多方面的对话，而且在互联网环境下每个人都可成为历史信息的加工者、生产者和传播者[6]。公共史学势必通过广域课程(Broad Curriculum)，定位高校历史专业发展的新理念，建构高校历史专业课程的新系统。
    问题是，我国高校发展公共史学的困难远大于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是缺乏西方史学界特别较真现实问题的传统，诸如社会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何种原因促使某种社会发展或导致某种社会衰落、社会组织何以产生并赢得权利、为什么会爆发政治、社会或文化冲突、为什么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同文化会有变化、宗教信仰怎样影响着人类的各项生活等[7]。二是缺少西方教育界长期积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诸如近百年来史学家在政界、商务、传媒、文物保护、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8]，以及基础教育中社会科(Social Studies)的理论与实践，很容易让公众接受“人民的历史”、“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学家”的观念。
    尽管公共史学主要瞄准的是18岁以上成人的历史实践，但是儿童的基础过于糟糕的话，公众的历史实践便易流俗，从中不会分享到高水平的历史文化。
    以美国为例，1899年历史协会即着眼分学段的专攻课程，它建议使用原始材料去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发展历史解释能力而非死记硬背。以后的中小学历史教学，都把参与本地社区活动，利用历史遗址和博物馆，使用信件、日记、地图、照片、工艺品和手工制品等材料说明日常生活，有效利用历史小说、整合历史学、公民学和地理学，强化阅读以达成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充分使用视觉工具分享和探究历史信息等，作为历史教学的关键知识和技能①。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国家《社会科课程标准》和《历史课程标准》为标志，进一步强调良好的公民能力意味着可以解释政治环境中的证据，并能理解真实的信息在公共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一个见多识广且能公正判断的公民，应能借助历史方法解释过去和现实背景；作为核心课程的历史，须培养学生的通识智能，即利用历史与其他学科内容自由地组织知识，并在其中欣赏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它们确信历史知识是无可争辩公共知识[9]。
    所以，公众的历史实践，在专业上需要融入对事实性知识细节的理解的同时，还要有追寻历史事件意义的意识。作为先决条件，课程理应满足从个人的目的去理解历史观点和事件，然后再上升那些宏观的目标。
    显然，基于公共史学的课程，是要破掉目前普遍依赖教师讲述完整的历史事件的模式，尽管该模式容易达成书本知识，但是因缺乏真实的专业体验，讲得越多历史思考反而越少。无论何种历史叙事和解释，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理解的基础上，光说不练的课程模式，既发展不了历史表现力，也无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