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约·康拉德在对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注意到了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他把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同希腊人波利比（约公元前203-120年）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令人信服地指出：“循环”这一观点即循环论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是颇有特色的①。即他认为，传统的中国时间观和古希腊的时间观都把时间理解为循环的时间观，这种二者相似的结论，正是从这本最有趣的著作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②。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从阿·斯·马丁诺夫的研究工作中也发现，就连《中国--野蛮人（华夷）》这样的反对立场也在古希腊罗马把世界分为希腊--罗马世界和野蛮人的世界这种划分中找到了某种相似的东西③。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相似之处究竟相似到何种程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这样表述这个问题：这些相似是否证明自己在两种相似的世界文化模式中确实存在？他们是不是由同样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因此，应该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司马迁的思想。看来，被人们叫做“联想思维”（associativethinking）， “相关思维”（correiatlve thinking）和“用类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等等的东西，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李约瑟在总结现代科学对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所作的说明时，强调指出，这种思维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它正在制定特殊因果概念（或者如果按照葛拉内--雅布龙斯基的思想，这种思维正用相互联系的概念，用非因果联系的观念取代欧洲的因果观），与现代科学所有的思维不同的是，这里“并不是一个概念被归入另一个范畴，而是所有概念都以某种形式（Pattern）并列存在着， 事物并非通过机械因果联系的作用，而是通过“感应”的那种方式影响的……中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秩序（理）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模式（如果第一次我可以扯得稍远些的话，还有有机整体）所有的象征性关系和相互适应的对象构成的一个巨大模式的一部分，一切事物都曾通是同世界这个有机整体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与其说是通过机械刺激或因果联系的途径，倒不如说是通过某种神秘莫测的感应来相互反应的。”
    李约瑟指出，事物相互反应、相互作用是一种声乐回声现象④，而且按照中国观念，还是同类事物相互之间的共鸣和能量传递，并且这种相互作用是完全自然地发生的，它没有目的，也无需自己努力。“所以，这种因果性很有特点，因为它是以某种等级秩序形式，而不是毫无秩序地发生作用的”，在这种条件下，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自发的有机的和谐”也正因为如此，一切事物都力求妥协，避免斗争，接受生与死的必然性。
    因此，李约瑟在同意“联想思维”与巫术魔法特有的思维具有相似之处的时候⑤，也不承认列维--布留尔假说有合理性。后者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原始思维”及其相关的参予规律，按照这种思维，“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原因”。他认为，从这种“原始思维”进化发展出了两条思维之路：一是希腊人的不断完善因果观并产生了德谟克利特世界观的道路，另一条是中国人的“用一种结构模式使物质世界和事物世界系统化的道路，这个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全都是由结构本身来决定的”。“根据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一个物质质点占有时空中一个确定的位置，这是因为另一个物质质点推动它的缘故；而按照另一种意见来看，则是由于这个质点在与它并列存在的其他具有同样反应能力的物质质点的力场中仅仅占有自己的位置的缘故”，虽然在希腊也有跟中国的“同类相召”这一概念相同的思想，但这还不是典型的。“希腊思想预示了一场彻底地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断裂，而沿着机械因果观的方向，远远偏离上述古代思想的时候，中国思想却由于把整个世界描绘成一个充满和谐的自由意志的部分与整体相结合的等级秩序而发挥了这些古代思想的有机的一面”。
    那种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和谐的有机整体”的观点至今某些地方还适应现代科学，这种观点认为，这个机体是自生的而非被创造的，它的所有成分都是主动的，都在其相互作用中协调一致，而这种相互作用又是一种充分的自由，并且无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部分都在与自身地位相符合的情况下，不分先后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因果观至今还在许多科学概念中有相似的东西，“数的神秘主义”、“象数哲学”是“联想思维”中同现代科学最相悖的成分，在这里，数起着一种象征的作用，其功能并不在于数能代表多少，而在于“使具体的数去适应世界的比例”⑥。
    这里将使我们更感有趣的是中国的“类”观念，它是“联想思维”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这个词常常被译成“类别”（category class），这是很不确切的。使用“用类来思维”这一术语的德·卜德指出，他不是在“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的逻辑意义上来运用“category”一词，而是指出某种“分类的”、“划分的东西”⑦，阿·格雷姆正确地把“类”翻译成“种类”、“品种”（kindsort），并且指出了赫梅列夫斯基把“逻辑学的类”同古代中国的“类”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事物并不是被作为“类”的成分（所以它是同逻辑学的类有所不同的，因为它不允许包括另一类成分在内）来思考，而是被当作“同类”或者“不类”来思考的。根据墨家逻辑学中的“类”观念来看。“同类”这一概念是以“有以同类同也”为根据的，而“不类”这一概念则是以“不有同不类也”为根据的。所以“类”这个词所表明的是物体的相似性，而不是二者都同属的类（class）⑧。事物的这种相似性近不是绝对的，从现代科学来看，事物彼此不同，比方说西汉杜钦指出，“日食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⑨正是在根据类似声学中的回音这种现象发生相互作用的“同类”事物、性质、势力之间，才显示出了其相互吸引的趋势（在古代中国的象数哲学中，这是一些在带有如下相同数字的对应序列中占有同样地位的对象，如“五行”、“五味”、“五色”、“五星”、“五方”、“五帝”等等）⑩。因此，其中时间和空间都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的。“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时间并非一个抽象的参数，不是完全相同的瞬间的连续性，而是被分割为一年四季乃至更细的时间，而空间也并不是抽象的长短相等地向各个方向延伸的，而是被分为“东、西、南、北和中央几个空间区域，时空也在一个具有若干相互联系的函数表中结合起来：东方同春天和树木不可分割，南方与夏天和火密切相关”（11）。
    我在有关司马迁研究的专著中已经指出，这位中国历史学家跟汉代人一样，认为世界是一种“协调地发挥作用的有机整体”，“统一的连续系统”，在这个闭合体中，“对象性质和势力”都是相互密切联系的（12）。现在，利用上述对“联想思维”所作的说明，可以尝试描绘出一幅比以前更加有条不紊的司马迁的世界图景，并且弄清楚，这种思维是如何反映在他的写作实践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