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101-111页：126-133页。比较《史记》里那段显然是增补的文字中有关报应就是根据声音回响的方式发生的观点：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音之应声，故为善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史记会注考证》第24卷第72页）。司马迁写道：“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刑失者，罚出辰星……”（见《史记会注考证》第27卷第50、58页）王先谦引用这一段话指出；在司马迁那里，人们的行为及对此行为的惩罚，亦以类相应也”。（见《汉书补注》第26卷第2209页）他还说过：“《史记》天官书，义失者罚出岁星，礼失者罚出熒惑，福祸之兆，皆以其类相应。
    （28）此处及以下的氏族均系指宗法氏族。
    （29）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东京1958-1960年版，第2卷第823页。比较米·瓦，克留科夫（刘科夫）《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莫斯科1967年版，第141页，克留科夫用这段引文说明古代中国的异族通婚现象。“近”和“远”这两个词在这里是作为“近”的血缘关系和“远”的血缘关系来解释的。
    （30）《国语》，上海，1958年版，《国学基本丛书》，第10卷第127页。
    （31）我在前边已经指出，“德”具有与mana这一神奇的力量相似的特点（但同时也有道德的一面），见尤·里·科洛利“中国秦一西汉时期有关诽谤的最古老的法律”--《第一次“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报告和提纲》。莫斯科1970年版，第1册第116-117页，“论起源于巫术的‘志’这一观念”，见周策纵《中国诗字的早期历史》--《文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麦德迹·米尔沃克及伦敦1968年版，第151-209页。在中国古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常常是借助于“气”这一概念来解解的。正如以下的解释一样：“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同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和精神联系就被理解为是其“精”的相互“往来”，是一种类似磁铁吸引，类似声音回响那样发生的，而没有考虑到距离，也不需要诉诸语言，见《吕氏春秋》第9卷第5篇把下面流行的名言与上述观点作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方说，见《周易注疏》第1卷第92页；曾珠森《白虎通》第2卷第406页；比较《汉书补注》第58卷第4142页；《吕氏春秋》第13卷第2篇，第82页，第20卷第4篇，第152页；阿·阿·彼德罗夫《王弼（226-249）》第103页。王充（公元27-100年）也用了一个相似的公式：“同气共类。动相招致”（黄晖《论衡校释》第14卷第41篇，第628页）。因此，凡是同气的事物都被看作是经验着类似磁石吸引和声音回响那样相互召引的“同类”对象。父母与子女只是“同气”对象的个别情况。正如“同类”的表述一样，“同气”的配合也有里种意义：普遍的（同气人们）和个别的（兄弟），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第2卷第814页，No57。
    （32）我在此不打算谈论古代中国身体型式的继承观念，因为这离题太远。有一次我谈到了（司马迁同意的）一个观念与继承“德”及报应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104页。 阿·斯·马丁诺夫使我注意到了马·格拉内（葛兰言）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类”及“同类”相互作用的原则是古代中国一般宗教仪式尤其是祖先祭礼的根据，这反映在包括司马迁的著作在内的作品中，见马·格拉内《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1959年版，第1卷第157-158页。 比较一下我在《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一书中有关报应思想同祖先崇拜的联系这一推测，见本书第105页。
    （33）见德·卜德《中国用类思维的方式》第200-219页。
    （34）比方说，司马迁反对《世俗不察》，《游侠》之“意”，“合”他们“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见《史记会注考证》，第124卷第7页）。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同类”人就是“同意”的人，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32-33，40-42，363-364，369页。比较应高（约公元前155年）的话，这些话重现了当时有关“同类相召”的流行智慧：“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史记会注考证》第106卷第11页）。
    （35）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51-68页，在《史记》里同时也有一些亲族与非亲族关系的人们的集体传记的片断（比方说第65，73卷），只有在一个氏族的人们同时也被看作为“同类”人们的条件下，才可能有这些集体传记的出现。尤其是后世的“正史”都具有这些传记的特点。
    （36）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41-42页（作者注第105号）。
    （37）比较同上书。第62，66-68页。在读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的时候，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那种理性主义的、把人看作是某种具有自我价值的东西这种观点同司马迁的系统的“有机”观点之间的差别。看来，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人（Per Se）身上，必须摆脱“类”的“有机”观念，摆脱“志”的和谐思想。是不是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才没有出现一位类似悲剧人物的角色？比较德·特威奇《中国传记写作》--《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09-111页。
    （38）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67，128，153，190页等；贝·怀特生（后来还有我本人）都解释了这位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过去因袭过来的描写人物的模式，用雄辩术对史学的影响来描写人物的趋向，确切地说，是用通过雄辩术施现的“联想思维”的影响来解释这个趋向。
    （39）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65-66页。
    （40）比较鲍·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诗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