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共写了三部史著，即《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和《资治通鉴纲目》，此外，还有大量的史学文论被保存在《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之中。这些史著、史文和史论蕴含着朱熹丰富的史学思想，其间，自然有大量的封建糟粕，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同时，也有不少精华的东西需要离析出来加以继承。本文便是基于这一精神，试从朱熹史学思想的积极因素方面作一论述。
    一
    朱熹的历史观是一种“君心”史观。他把“君心”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天下万事本于一心”①，帝王之心决定着历史的治乱兴衰。他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②认为天下大事主要就是“立政”、“养民”、“治军”和“纳言用人”，但是，“末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③“大本”就是帝王之心，立“大本”就是正“君心”。“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④先正“君心”，然后才能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⑤
    那么，“君心”正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呢？朱熹认为：封建君主凡是从道心、天理出发，尽病私欲，以天下为公，便是心正；凡是从人欲出发，以天下为私，便是心不正。天理的具体化就是纲常伦理道德。朱熹说：“圣人之心，未感于物，其体广大而虚明，绝无毫发偏倚，所谓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于物也，则熹怒哀乐之用，各随所感而应之，无一不中节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此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虽以天下之大，而举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⑥认为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就是“圣人大而化之之心与理一，浑然无私欲之间而然也。”⑦而心不正，只求“功力”，势必造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恶劣局面。
    在朱熹看来，既然“君主之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考察历史的治乱、进退、也只能以“君主之心”作为衡量的标准。“君心”正，则天理流行，就是光明的王道政治；“君心”不正，则人欲横流，就是黑暗的霸道政治。根据他划定的“君心”正否的标准来度量历史，他认为三代的君主之心是圣人之心。他们“内圣”而后“外王”，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汉唐以下的君臣大都是急功好利，心不正，所以天下不能长治久安。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等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⑧并认为刘邦缟素三军，为义帝发丧，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君臣之义理应当如此，而只是“受教三老，假此以为名而济其欲尔。”⑨唐太宗也是“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⑩。他们只不过靠其才智获得了一些成就罢了！“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11）他把三代帝王喻为“金”，而“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12）只是暗合了圣人之理，终久还是不能行仁政于天下。朱熹认为，就是做同类事情，心正与不正，结果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成建成、元吉，都是诛杀自己的兄弟，“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13）“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14）汉唐名君尚且如此，至于其他君主，则更是在他们之下了。
    由上可知，朱熹的“君心”史观是唯心主义的。然而，透过这种唯心史观的表层，却蕴藏着朱熹积极入世的精神。
    首先，朱熹的“君心”史观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唐末五代时期，可以说是封建伦理纲常大坏的时代。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有之；朝秦暮楚，叛附无常者有之；勾引外敌，争当儿皇帝、卖国贼者有之……真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的乱世。（15）在伦理纲常经历这样大破坏之后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迫切需要重整伦常，皇帝、理学家、史学家们无不致力于重整伦常的工作。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生活在南宋初年的朱熹，对蛰居江南一隅的南宋政治局势更是忧心忡忡。初期，面对南宋军事上的失败，皇帝被虏，朱熹深感痛心，对以赵构、泰桧为首的投降派非常不满，积极主张抗金。认为“本朝（南宋）御戎，始终为和字坏。”（16）他曾为南宋大将张张浚出过收复失地的计策，未被采用。（17）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朱熹看到了南宋军事失败并不是军事问题，重要的是“人心”，而首先是“君心”，“君心”正，其它事情就都能正，抗金也就自然能取胜。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局势就如同人患了重病，病根是在“心腹”（18）。奉劝赵构要以先圣为榜样，“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19）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赵宋王朝的统治。可见，朱熹“君心”史观是有鉴于赵宋人心尤其是“君心”不正的客观现实提出的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寓意。
    其次，朱熹褒三代、贬汉唐的真正用意是要说明历史的循环性。朱熹认为“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凭地循环去。”（20）人类历史也必然相应为“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21）。这样“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22）在朱熹看来，三代是治世，汉唐是乱世，由于循环交替，衰世之后必然又会出现新的盛世。拿一个小循环期来看，可以说朱熹是历史倒退论者。若拿整个大循环来看，又可以说他是个历史循环论者。尽管这种只承认历史的循环，看不出历史的发展是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朱熹循环论的实质用意是要向人们预示：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新的盛世必将出现。当然，这个新的盛世是不能坐等而来的，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是封建帝王，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更应该要端正“心术”，在治理国家时要能“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而无一事之敢忽。”（23）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建起新的盛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