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1978年创办的刊物《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与1980年成立的全国公共历史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为标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公共史学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学科，公共史学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全美近百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史学的学位课程，一批学生(甚至包括少数中国留学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公共史学并未赢得专业历史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美国国务院首席历史学家戴维•特拉斯克抱怨说，在联邦政府内部服务的历史学家，在历史学界受到了一种需要给予怜悯的对待，甚至把他们视为历史学界的二等公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是以玩世不恭的方式为权力服务的仆人，依靠向他们提供有偏见的历史来邀宠[1]。《公共历史学家》杂志编辑曾就“历史学界的未来”问题采访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秘书加蒙，他在回答问题时多次使用“我们这个学术团体”字眼，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2]。彼得•诺维克更是对此直言不讳，认为在“公众历史学”的名称下，有许多内容其实是“私人史学”，即为政府部门、商业部门或为其他职能组织服务的历史研究。它与普遍论所主张的公正的客观性完全背道而驰脚。大学教授们表面上对公共史学的积极评价，不过是出于一种“职业的礼貌”。
    一、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尴尬状况的产生?
    首先，公共史学过于强调应用性导致理论研究的准备不足。按照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的初衷，公共史学主要是为解决历史专业学生就业困难问题而设计的，针对性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职业训练课程。在《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上，他对公共史学做如下界定：简单地说，公共史学就是指历史学家的就业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运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4]。在凯利的理解中，公共史学具有较强的职业训练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是公共史学的代名词。
    同为公共史学创始人的约翰逊(G．Wesley Johnson Jr)也与凯利一样强调其应用性，他承认公共历史学家是一种职业人士，他们拥有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技能，这些技能可以用于政府、商业、教育和一般的研究部门。不过，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过于强调应用性，可能会导致二等公民的状况，因此认为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应用史学的说法是错误的。公共史学家的训练无疑会包含实践的内容，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同样也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在创造新的知识；他们同样需要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和技能，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对自己成果的质量要求与传统专业历史学家并无二致。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他们的资助机构和雇主所建议的研究种类中来设想和创造题目，他们没有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随心所欲地选择研究题目的自由[5]。但是他没有将这一看法进行充分阐释，反倒是凯利的功利性思想主导了公共史学的最初发展。
    其次，公共史学过于挑战客观性导致与学术研究形成对立。本来，由于公共史学服务于特定的对象或雇主，使得专业历史学家对于公共史学家能否保持中立性的立场就存有疑问，口述、访谈的偏见或夸大都可能对历史认识造成扭曲，资助者的主观要求会形成另一种压力。未能等到约翰逊关于公共史学也在创造新知识的看法得到解释与获得认可之前，公共史学家们对于客观性的不当挑战，引发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进一步反感。一位公共历史学家写道，“能自由、客观和忠于事实地发表看法，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与读者说话，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学者—历史学家。不过，这样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很早以前就变成了一种幻想。”[6]从理论上来说，这并没有错，无懈可击的客观性是一种不能企及的梦想。但问题是，这种逻辑证明了对方的不合理性，同样也证明了公共史学自身的不合理性，却没有为其合理性存在提供依据。正如诺维克所言，客观性问题是公共历史学家的一个痛处。
    再次，公共史学以解释权的民主化解构了自身的合法性。由于受到七十年代各种权利运动的影响，一些公共史学家将公共史学解释为“谁拥有历史”的话语权之争。罗纳德•盖雷尔说，“公共历史学向我们允诺一个这样的社会，广大公众在其中参与构建自己的历史。……它以民主的方式宣告，它相信公众当中的每个成员最终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并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认识。”[7]同样，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卡尔•贝克尔早就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命题。但是，假如这一点得到完全认可，不仅专业历史学家变得多余，公共历史学家也会同样变得多余，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也是多余的。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出现“谁是公共历史学家”这样一个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